一、引 言
語音意識指的是對語音單元的區分、辨別和操控。語音意識萌發于學前,能有效預測兒童入學后的閱讀發展,并且隨著兒童閱讀經驗的積累而得到進一步提升。語音意識與閱讀之間的這種相互促進是語音意識發展研究備受關注的主要原因。世界范圍雙語人群的普遍存在也使雙語語音意識研究同樣引人矚目,尤其是雙語者是否比單語者具備更強的語音意識,從而在閱讀方面發展得更好這樣的研究問題。
在雙語者語音意識研究領域,有關雙語經驗是否對語音意識有促進作用這一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主流觀點認為,雙語經驗比單語經驗更能促進語音意識的形成和發展[1 - 3]; 非主流的觀點認為,雙語經驗不但不會帶來優勢,而且會形成劣勢[4 - 6].近幾年,針對這一爭議研究者們進行了不少研究,普遍的觀點認為,造成這種不一致結論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兩種語言各自的語音結構不同; 二是雙語者的個體閱讀訓練差異; 三是測量本身。
就語音結構而言,兩種語言的語音、正字法結構相似,才可能出現雙語語音意識的促進效應; 而語音和正字法結構不一致的兩種語言之雙語者,則不會產生語音意識上的優勢。Bialystok等比較了英語-西班牙語雙語者、英語-漢語雙語者和英語單語者的語音意識。英語-西班牙語使用的是拼音文字,在語音和正字法結構上相似; 而漢語使用的是語素文字,與英語在語音結構分布和形音對應規則上都相差較大。實驗結果顯示,與英語單語者相比,英語-西班牙語雙語者的語音意識更強,而英語-漢語雙語者沒有表現出雙語優勢。[7]Patihis等比較了成人英語單語者、西班牙語-英語雙語者、亞美尼亞語-英語雙語者和三語者感知判斷韓語塞輔音的能力。這些被試之前未曾接觸韓語,而亞美尼亞語與韓語在語音分布上比較相近。他們發現會講亞美尼亞語的雙語者和三語者音位意識最強,而西班牙語雙語者和英語單語者之間的音位意識沒有差異。[8]
個體閱讀經驗指雙語者的文字經驗。兩種語言的形音匹配訓練,使雙語者對語音結構的分析具有更加豐富的認識,從而表現出更靈活和精確的語音操控能力。Kang通過比較韓語-英語雙語兒童與韓語單語兒童的語音意識,認為單語兒童相對于雙語兒童在語音意識上的劣勢,主要是由于韓語課程、教材中沒有語音意識的相關教學內容。[9]國內對漢語-英語雙語兒童的研究發現,兒童拼音能力的強與弱,與其漢語和英語語音意識均呈正相關,拼音能力越強,語音意識越好。[10]任萍等跟蹤研究幼兒園大班兒童的語音意識發展情況,發現拼音學習有效促進了幼兒的首音、韻腳意識。[11]
語音意識的測量分任務和被試兩方面。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研究,一方面,雖然在個別維度上有所爭議,但多數觀點認為: 語音意識包含音節、首音和韻腳、音位意識三個層面的成分,以特定語音單元感知( 辨別判斷) 和操控( 切分、組合、刪除等) 為測量實現手段。兒童語音意識從較大語音單元( 音節) 開始萌發,隨著語言經驗的積累逐漸細化,發展出對較小語音單元( 首音、韻腳、音位) 的感知和區分能力。[12]語音意識測量要遵循兒童認知和記憶發展規律。雙語語音意識研究更應考慮測量任務本身的敏感性,從兩種語音系統中選什么樣的實驗材料,可能直接影響測量結果。Hu在考察漢語拼音學習經驗對成人雙語者漢語語音意識的影響時,將韻腳意識測量中的韻母分成英漢共有和漢語特有兩種,結果發現,有漢語拼音經驗的英語雙語者比沒有拼音經驗的雙語者,在漢語特有韻母奇異判斷上明顯表現更佳。[13]
另一方面,語音意識的雙語效應,常常是通過比較雙語者與單語者在語音意識任務的不同表現得出的,兩類被試的匹配往往是測量必須考慮的。理想的匹配要求雙語者與單語者僅在語言層面上是使用一種還是兩種語言這一維度有差異,而在個體( 智力、性別、年齡等) 和社會( 如家庭背景、教育環境) 層面沒有差異。這樣的匹配幾乎不可能實現,因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象,雙語社會環境與雙語使用息息相關。[14]100 - 108通常雙語研究都盡量控制個體和可能相關的語言因素( 如詞匯、閱讀水平等) 以期實現對雙語和單語被試進行最大限度的匹配,但語言水平的測量本身也值得商榷。以常用的PPVT(the PeabodyPicture Vocabulary Test) 詞匯測量為例,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個體詞匯量,雙語兒童的詞匯水平完全有可能因雙語使用場合與頻度的變化而與單語兒童不同,換句話說,一個雙語兒童PPVT得分不高,并不意味著他的詞匯量少; 而他與某一PPVT得分相近的單語兒童在語言水平上完全可能不同,至少對于同一特定意義單元,他掌握兩種符號系統。
二、研究假設
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擬通過被試內設計探查方言-普通話兒童的語音意識,考察兩種語音系統是否會促進兒童的語音意識水平。首先,方言作為普通話變體,其語音結構與普通話相似,同是單音節語素(morphosyllabic) ,由首音、韻腳和聲調組合而成; 但具體音位分布不同,尤其是南方方言,與普通話互通度很低。方言與普通話在語音層面上可以說是兩種系統。其次,我國以普通話為標準教學語言,孩子的語音訓練通過拼音學習實現,學校很少有額外的方言語音訓練。這樣,可以減少雙語語音訓練對兒童語音意識的影響。最后,被試內設計比較個體在不同任務間的完成情況,可以有效控制被試間設計中由于個體和社會層面的差異造成的實驗污染。
近年也有研究以方言-普通話雙語兒童為研究對象,探討語音意識雙語效應,但均為被試間設計為主,比較方言-普通話兒童和普通話單語兒童之間的差異,同樣發現了不一致的雙語效應。如李榮寶等曾使用對照性音位考察了閩東、莆仙和閩南語方言經驗對語音意識的影響。普通話單語兒童來自福州,方言兒童分別為福州、莆田和泉州小學的二、四、六年級學生。結果發現,福州方言兒童與單語兒童語音意識相當,但莆田和泉州低年級方言兒童語音意識呈現劣勢。[15]Chen等比較北京普通話兒童和廣州粵語-普通話雙語兒童的語音意識,在兩個實驗中把首音和韻腳意識的測量材料分為普通話中易與粵語混淆、不易混淆和共有語音組合、假音( 非粵語也非普通話) 組合,以及普通話特有組合。結果表明,二年級廣州雙語兒童在不易混淆、共有語音和假音組合上呈現優勢,但在普通話特有組合上沒有優勢,在易混淆音上呈現劣勢。[16]Chen等比較福州普通話單語兒童、福州閩東方言-普通話兒童、福清閩東-莆仙-普通話三語兒童的語音意識,使用方言與普通話共有的語音組合,發現在匹配單雙語被試的年齡、性別、詞匯量、閱讀并控制IQ之后,方言兒童的語音意識仍落后于普通話單語兒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