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經典常談》是一本針對中學生進行經典普及的學術著作，從30年代至今一直影響很大。下面由學術堂為大家整理出一篇題目為“述學文體下《經典常談》的考察”的文體學論文，供大家參考。
原標題：朱自清《經典常談》述學文體初探
摘要：朱自清的《經典常談》是一本針對中學生進行經典普及的學術著作，從30年代至今一直影響很大。論文討論了這部著作的內容特色，并從述學文體的角度分析該書的行文結構、導讀方法、語言風格等等，進而探討該書所表現的朱自清的歷史文化觀念，認為朱自清在談經論典時受“層累說”史觀的影響，以“結賬式”的整理方法，活潑嚴謹地進行經典導讀。最后還從通俗的學術讀物角度探討《經典常談》的某些美中不足。
關鍵詞：《經典常談》； 述學文體；“層累說”
《經典常談》①是朱自清于1938年受當時的“教育部教育委員會”委托為配合《國文課程標準》而撰寫的介紹中國經典文化精華的學術隨筆。②因其目標是做經典文化普及工作，受眾對象是受初中教育以上的青少年，語言風格通俗易懂，自1942年由重慶的國民圖書出版社初版以來，不斷重版，在臺灣地區還曾被更換名字盜印，③現已成為朱自清先生重印次數最多的學術書?！督浀涑Ｕ劇返淖珜懗踔?，即致力于文化普及、經典教育，在學術上的價值無疑是被學術界認可的。在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萊閣叢書”本以及2004年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本中，錢伯城先生和吳小如先生所寫“導讀”、“序言”都強調了該書的“通俗化學術讀物”的價值。然而，有關本書的學術體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很值得注意，而這方面卻鮮有論述。本文將借用“述學文體”④這一概念，對其進行新角度的考察。
一、以書為綱、采擇新說、“述而兼作”的結構方式
《經典常談》共分13篇，按照其目錄順序： 說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書第三，詩經第四，三禮第五，春秋三傳第六（ 國語附） ,四書第七，戰國策第八，史記漢書第九，諸子第十，辭賦第十一，詩第十二，文第十三。如朱自清在《序》中所言這部書“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不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為綱領”,而排列順序仍然是依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只不過，他說把《說文解字》提到首位，是根據“傳統的意見”將“小學書”置前。所謂的傳統意見其實是沿用清代樸學的觀念，即顧炎武說的“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于是，小學不再成為經學附庸，反而成為了考據的根基。末尾，他單做“詩”、“文”兩篇，追敘源流，詳論文體嬗變情況，則是由于“集部”著述太多，無法一一詳論。這13篇的安排，囊括了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典籍，并以“書”為“點”,顯現傳統文明的基本樣貌。這種辦法一是重點突出，二是線索明了，簡明扼要，非常適合做學術普及。盡管現在一般文科大學生閱讀此書還可能略感深奧，但在30年代，中學生已具備一定的國學基礎，他們讀《經典常談》應當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這本通俗的學術讀物，不只是做了深入淺出的學術轉化工作，其本身就站在學術前緣做引領工作，很多觀點都是非常新進的。只不過朱自清很謙虛，他在《序》中自云，全書大部分的內容都是“采擇新人近說”,自己不過是個編撰者---“全篇的參考資料，開列在各篇后面； 局部的，隨處分別注明。也有襲用成說而沒有注出的，那是為了節省讀者的注意力?！碧貏e值得注意的是，如《說文解字第一》引用陳夢家的《中國文字學》稿本的觀點，《戰國策第八》引用了雷海宗《中國通史選讀》的講義內容，這些都是尚未出版的業內研究成果。朱自清的引用也是有他自己的選擇的。此外，其他各篇他也參考了相關領域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像洪業、鄭鶴生、馮友蘭、游國恩，他們分別是經學、史學、哲學、楚辭方面的專家。因此此書的學術價值并不因其“對中等文化普及性質”而有絲毫降低。葉圣陶先生在1980年的《重印〈經典常談〉序》尾說：
現在正在編撰百科全書，朱先生這本書里的十三篇可以作為十三個條目收到百科全書里去； 為了完備起見，只要把最近三十年間重要的研究新成果加進去就可以了。②
至于朱自清說自己“述而不作”只是編撰者的身份，事實也并非如此?！端臅谄摺?、詩、文兩篇之末都沒有列出參考資料，只是在文中有零星的引用近人成說，可見這三篇確實是朱先生自己在長年的研究和教學中對古典文學最清晰而簡明的梳理和概括。而朱自清在日記中說明1938年9月22日，即決定寫書的第二日就在沈從文家寫完了“詩經篇”,《詩經第四》在討論《詩經》的來源以及在戰國時期的地位時采用的是顧頡剛先生的觀點，在闡述“詩言志”的傳統、賦比興的創作手法時則引的是自己文章中的學術觀點。朱自清以治古典文學見長，當時在清華和西南聯大授課也都是古典文學的課程，吳小如先生認為全書寫得最好的，就是“詩”與“文”這兩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學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濫造的整部文學史還好?！雹圻@當然也是由于朱自清在古典文學上的深厚功力所致。普通讀者對于朱自清的認識大概僅限于“散文大家”,用朱自清自己的話說，“國學”才是他的“職業”,文學則是他的“娛樂”,所謂的國學就是古典文學的研究。他從1925年在清華中文系從教開始一直都在做古典文學的學術研究工作，二十幾年間留下了可觀的學術遺產。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朱自清古典文學專集》應算收錄完備，諸如《古詩歌箋釋三種》、《宋五家詩抄》《十四家詩抄》等都是授課講義也涵括在內。雖然皆未定稿，然而朱自清都箋釋詳確，既采擇他說，也有自己的新見。例如他在討論謝靈運詩風時先引用古代詩文大家對“謝詩”評價“池塘生春草”如何清麗動人，然后他分析了所有“謝詩”的句型，發現多為描寫句，而陳述句和表情句很少，像“池塘生春草”這樣的陳述句因此在風格“富艷”的謝詩中就顯得格外清麗，有一種《古詩十九首》的味道。朱自清這個論證就顯露了他愛好考據的風格，但也正因此，他的結論總是精準、獨到且讓人信服。王瑤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就印證了這一點，他說：“朱先生是詩人，中國詩，從《詩經》到現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詩選’是他多年來擔任的課程； 陶謝、李賀，他都做過詳審的行年考證?！雹?br>
所以，在進行其他篇目的編寫時，內容方面雖說多取自前賢、同輩的論著，但朱自清其實仍然對各方觀點進行權衡、抉擇，也將自己的見解融入進去，并非只做了編輯工作。即便是“以述為作”,如吳小如先生所說“果無深切著明的了解是不能寫出這種深入淺出的文字的”②。
例如，《說文解字第一》里提到《史籀篇》，《說文解字》的《序》中說這是周宣王太史籀作的最古的字書。這件事見于《漢書·藝文志》，而當時主流的觀點如唐蘭、王先謙等都同意“史籀”就是人名。③然而朱自清在談及“史籀”二字則很明確地說其為“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這個論斷其實源自王國維。他在1916年間寫的《史籀篇疏證敘錄》以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④中提出一個疑問---史籀可能并非人名?！墩f文解字》中“籀”訓“讀”,作為《史籀篇》的首句“太史籀書”應該是“太史讀書”的意思，古人或許只是擇取了其中二字來名篇。既然史籀不是人名，那么《史籀篇》的成書年代也就不能斷定是周朝?！墩f文解字》中保留的一些《史籀篇》文字，王國維據此推斷其字體年代應為石鼓文與秦始皇刻石之間，是春秋戰國間秦人作來教育兒童之書。王國維關于籀文年代的論斷對沿用一千年來的舊說表示懷疑，并提出新說，在當時的整個文字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⑤朱自清大膽啟用新說，一方面是源自他的學術自信，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他對顧頡剛《古史辯》所用的“層累說”⑥的史觀的認同，自己又受胡適“整理國故”的方法論的影響，⑦相信很多史料其實是“偽史”,因此不輕易地“以史證史”.《經典常談》一書就有近1 /3的篇目將《古史辯》作為參考書目，可以一定程度上說明朱自清在撰寫本書的相關領域的研究時可能受到的影響。
原標題：朱自清《經典常談》述學文體初探
摘要：朱自清的《經典常談》是一本針對中學生進行經典普及的學術著作，從30年代至今一直影響很大。論文討論了這部著作的內容特色，并從述學文體的角度分析該書的行文結構、導讀方法、語言風格等等，進而探討該書所表現的朱自清的歷史文化觀念，認為朱自清在談經論典時受“層累說”史觀的影響，以“結賬式”的整理方法，活潑嚴謹地進行經典導讀。最后還從通俗的學術讀物角度探討《經典常談》的某些美中不足。
關鍵詞：《經典常談》； 述學文體；“層累說”
《經典常談》①是朱自清于1938年受當時的“教育部教育委員會”委托為配合《國文課程標準》而撰寫的介紹中國經典文化精華的學術隨筆。②因其目標是做經典文化普及工作，受眾對象是受初中教育以上的青少年，語言風格通俗易懂，自1942年由重慶的國民圖書出版社初版以來，不斷重版，在臺灣地區還曾被更換名字盜印，③現已成為朱自清先生重印次數最多的學術書?！督浀涑Ｕ劇返淖珜懗踔?，即致力于文化普及、經典教育，在學術上的價值無疑是被學術界認可的。在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蓬萊閣叢書”本以及2004年北京出版社“大家小書”本中，錢伯城先生和吳小如先生所寫“導讀”、“序言”都強調了該書的“通俗化學術讀物”的價值。然而，有關本書的學術體例、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很值得注意，而這方面卻鮮有論述。本文將借用“述學文體”④這一概念，對其進行新角度的考察。
一、以書為綱、采擇新說、“述而兼作”的結構方式
《經典常談》共分13篇，按照其目錄順序： 說文解字第一，周易第二，尚書第三，詩經第四，三禮第五，春秋三傳第六（ 國語附） ,四書第七，戰國策第八，史記漢書第九，諸子第十，辭賦第十一，詩第十二，文第十三。如朱自清在《序》中所言這部書“以經典為主，以書為主，不以‘經學’、‘史學’、‘諸子學’為綱領”,而排列順序仍然是依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只不過，他說把《說文解字》提到首位，是根據“傳統的意見”將“小學書”置前。所謂的傳統意見其實是沿用清代樸學的觀念，即顧炎武說的“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于是，小學不再成為經學附庸，反而成為了考據的根基。末尾，他單做“詩”、“文”兩篇，追敘源流，詳論文體嬗變情況，則是由于“集部”著述太多，無法一一詳論。這13篇的安排，囊括了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典籍，并以“書”為“點”,顯現傳統文明的基本樣貌。這種辦法一是重點突出，二是線索明了，簡明扼要，非常適合做學術普及。盡管現在一般文科大學生閱讀此書還可能略感深奧，但在30年代，中學生已具備一定的國學基礎，他們讀《經典常談》應當不會有太大的困難。
這本通俗的學術讀物，不只是做了深入淺出的學術轉化工作，其本身就站在學術前緣做引領工作，很多觀點都是非常新進的。只不過朱自清很謙虛，他在《序》中自云，全書大部分的內容都是“采擇新人近說”,自己不過是個編撰者---“全篇的參考資料，開列在各篇后面； 局部的，隨處分別注明。也有襲用成說而沒有注出的，那是為了節省讀者的注意力?！碧貏e值得注意的是，如《說文解字第一》引用陳夢家的《中國文字學》稿本的觀點，《戰國策第八》引用了雷海宗《中國通史選讀》的講義內容，這些都是尚未出版的業內研究成果。朱自清的引用也是有他自己的選擇的。此外，其他各篇他也參考了相關領域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像洪業、鄭鶴生、馮友蘭、游國恩，他們分別是經學、史學、哲學、楚辭方面的專家。因此此書的學術價值并不因其“對中等文化普及性質”而有絲毫降低。葉圣陶先生在1980年的《重印〈經典常談〉序》尾說：
現在正在編撰百科全書，朱先生這本書里的十三篇可以作為十三個條目收到百科全書里去； 為了完備起見，只要把最近三十年間重要的研究新成果加進去就可以了。②
至于朱自清說自己“述而不作”只是編撰者的身份，事實也并非如此?！端臅谄摺?、詩、文兩篇之末都沒有列出參考資料，只是在文中有零星的引用近人成說，可見這三篇確實是朱先生自己在長年的研究和教學中對古典文學最清晰而簡明的梳理和概括。而朱自清在日記中說明1938年9月22日，即決定寫書的第二日就在沈從文家寫完了“詩經篇”,《詩經第四》在討論《詩經》的來源以及在戰國時期的地位時采用的是顧頡剛先生的觀點，在闡述“詩言志”的傳統、賦比興的創作手法時則引的是自己文章中的學術觀點。朱自清以治古典文學見長，當時在清華和西南聯大授課也都是古典文學的課程，吳小如先生認為全書寫得最好的，就是“詩”與“文”這兩部分，“抵得上一部清晰精到的文學史，甚至比那些粗制濫造的整部文學史還好?！雹圻@當然也是由于朱自清在古典文學上的深厚功力所致。普通讀者對于朱自清的認識大概僅限于“散文大家”,用朱自清自己的話說，“國學”才是他的“職業”,文學則是他的“娛樂”,所謂的國學就是古典文學的研究。他從1925年在清華中文系從教開始一直都在做古典文學的學術研究工作，二十幾年間留下了可觀的學術遺產。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的《朱自清古典文學專集》應算收錄完備，諸如《古詩歌箋釋三種》、《宋五家詩抄》《十四家詩抄》等都是授課講義也涵括在內。雖然皆未定稿，然而朱自清都箋釋詳確，既采擇他說，也有自己的新見。例如他在討論謝靈運詩風時先引用古代詩文大家對“謝詩”評價“池塘生春草”如何清麗動人，然后他分析了所有“謝詩”的句型，發現多為描寫句，而陳述句和表情句很少，像“池塘生春草”這樣的陳述句因此在風格“富艷”的謝詩中就顯得格外清麗，有一種《古詩十九首》的味道。朱自清這個論證就顯露了他愛好考據的風格，但也正因此，他的結論總是精準、獨到且讓人信服。王瑤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就印證了這一點，他說：“朱先生是詩人，中國詩，從《詩經》到現代，他都有深湛的研究，‘詩選’是他多年來擔任的課程； 陶謝、李賀，他都做過詳審的行年考證?！雹?br>
所以，在進行其他篇目的編寫時，內容方面雖說多取自前賢、同輩的論著，但朱自清其實仍然對各方觀點進行權衡、抉擇，也將自己的見解融入進去，并非只做了編輯工作。即便是“以述為作”,如吳小如先生所說“果無深切著明的了解是不能寫出這種深入淺出的文字的”②。
例如，《說文解字第一》里提到《史籀篇》，《說文解字》的《序》中說這是周宣王太史籀作的最古的字書。這件事見于《漢書·藝文志》，而當時主流的觀點如唐蘭、王先謙等都同意“史籀”就是人名。③然而朱自清在談及“史籀”二字則很明確地說其為“書記必讀”的意思，只是書名，不是人名。這個論斷其實源自王國維。他在1916年間寫的《史籀篇疏證敘錄》以及《戰國時秦用籀文六國用古文說》④中提出一個疑問---史籀可能并非人名?！墩f文解字》中“籀”訓“讀”,作為《史籀篇》的首句“太史籀書”應該是“太史讀書”的意思，古人或許只是擇取了其中二字來名篇。既然史籀不是人名，那么《史籀篇》的成書年代也就不能斷定是周朝?！墩f文解字》中保留的一些《史籀篇》文字，王國維據此推斷其字體年代應為石鼓文與秦始皇刻石之間，是春秋戰國間秦人作來教育兒童之書。王國維關于籀文年代的論斷對沿用一千年來的舊說表示懷疑，并提出新說，在當時的整個文字學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⑤朱自清大膽啟用新說，一方面是源自他的學術自信，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他對顧頡剛《古史辯》所用的“層累說”⑥的史觀的認同，自己又受胡適“整理國故”的方法論的影響，⑦相信很多史料其實是“偽史”,因此不輕易地“以史證史”.《經典常談》一書就有近1 /3的篇目將《古史辯》作為參考書目，可以一定程度上說明朱自清在撰寫本書的相關領域的研究時可能受到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