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暴力”與“暴力敘事”何為“暴力”?
中國古漢語中只有“暴”與“力”的單純詞，沒有“暴力”這一合成詞，或者說有“義”無“詞”.根據《辭源》，“暴”有突然、急疾、兇惡、短促、急躁、欺侮、徒手搏擊等詞義，“力”有力氣，兵力、兵士、能力、威力、功勞、力役、勞役等意思?！掇o?！穼ⅰ氨┝Α倍x為“階級斗爭和政治活動中使用的強制力量”“侵犯他人人身財產等權利的強暴行為”兩種意思。而《現代漢語詞典》對“暴力”的解釋是武力，強制的力量，特指國家的強制力量等。而在西方，“暴力”（violence）是一個具有復雜意義的詞。據雷蒙·威廉斯的《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一書，其最接近的詞源為古法文的 violence、拉丁文的 violen-tia--指熱烈（vehemence）、狂熱（impetuosity）等義。其可追溯的最早詞源為拉丁文vis--意指力、力量。從13世紀起，violence具有“氣力”的含義。
1303 年時，它被用來描述對神職人員的痛毆。其主要詞義為“對身體的攻擊”,常指“使用力氣”,也可將暴力視為“一種威脅”（主要是武力的威脅）和“難以駕馭的行為”（包括精神情感欲望的難以駕馭），以及“遭受到暴力”.而在口語上，大聲的或熱烈的甚至非常強烈與持續的批評，一直被普遍描述為暴力，如語言暴力[1].在現代漢語中，“暴力”并無“熱烈”或“狂熱”之意，倒是古代漢語的“暴”字略有此意，“暴”的時間結構（暴起、突發）與情緒結構（急躁、爆發）應與此意相關。在一定程度上，中國現代文學的“暴力敘事”、暴力啟蒙一直是“熱烈”或“狂熱”的。而約翰·加爾頓則將“暴力”定義為“任何使人無法在肉體或思想上實現他自身的潛力的限制”,他把暴力分為“直接暴力”（殺戮、殘害、肉體折磨）“結構性暴力”（剝削、滲透、分裂、排斥）和“文化暴力”（指文化中那些被用來為直接性或結構性的暴力辯護、使之合理化的方面）[2].而在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把“暴力”定義為“故意使用武力，對自己、他人，或者對一個團體、社區進行威脅或采取實際行動，造成或有較高的可能造成身體的、精神的傷害、死亡，發展為破壞或搶奪的行為?！?/p>
根據以上概念，本文的“暴力”內涵是“強力”與“武力”的結合，它主要指約翰·加爾頓的“直接暴力”和“結構性暴力”;或者指雷蒙·威廉斯“暴力”概念的前三層意思，它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現代歷史和文學史的尚武、尚力、排滿、革命、階級斗爭、戰爭、民族復仇、翻身（批斗）等主題密切相關；另外，它還指“間接暴力”,如主張以上暴力（或以上述暴力為背景）的“觀念暴力”或“精神暴力”（包括精神自虐、精神虐殺），等等。因此，“暴力”內涵豐富，感情色彩復雜，并非一個“暴”字可以概括。
那么，何為“暴力敘事”?這一基本概念主要是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以推崇使用或表現“暴力手段”去進行政治啟蒙或思想啟蒙的一種文學創作傾向。根據以上的“暴力”界定，再考慮到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復雜性與豐富性，本文所述“暴力敘事”主要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是政治層面的“暴力敘事”,如對革命、戰爭、翻身等直接暴力及主張以上內容的“觀念暴力”等的書寫；第二個是文化層面，它與前一層面相聯系，或者說以前一層面為底色，如梁啟超倡導尚武尚力精神，戰國策派主張尚力尚兵，等等，概言之是暴力文化精神。也有可能涉及第三個層面即心理層面，如張愛玲的《金鎖記》中的精神虐殺（精神暴力）正與當時的戰爭暴力相呼應。
二、國內外關于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研究綜述
厘清“暴力敘事”的概念之后，有必要再梳理其研究綜述，以求對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相關研究有整體了解。綜述的方法大致有兩種：一是按時間順序不分巨細鋪排而下，具有厚重感，但略顯冗長；一是在占有大量資料的基礎上，以邏輯順序分門別類刪繁就簡，突出重點。本文的綜述方法以后一種為主。
（一）關于晚清文學的尚武（暴力）敘事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大致有以下3種情況。
1.注重晚清社會尚武思潮的研究
如鄧河的《中國近代社會的尚武思潮》（《山西師大學報》，1999年第1期），忻平、趙泉民的《論辛亥革命時期新知識階層的尚武意識》（《學術月刊》，2001 年第 9 期），劉一兵的《清末尚武思潮述論》（《歷史檔案》，2003年第4期），姜萌的《試析1903-1911年間中國的尚武思潮》（《東岳論叢》，2004年第2期），等等。這些論文所研究內容主要有：剖析晚清尚武思潮形成的文化影響（中日影響），尚武思潮的內涵（批評中國賤武傳統，探討中國尚武精神流失原因，提倡尚武精神，培養尚武精神），尚武思潮的實踐與影響（從軍、軍國民教育、體育、反清團體、殺人、軍閥混戰等）。但以上論文一是過于注重尚武思潮在“社會”上的體現，而不注重其在“文學”上的體現與影響；二是雖然注意到中日尚武思想因子對晚清尚武思潮的影響，但是對晚清的日式教育、尚武精神對作家的創作心理影響及其過程變化等均未深入探討。
2.注重學者個人的尚武思想研究
主要是關于梁啟超尚武思想的研究，如蘇競存的《梁啟超的尚武思想與民族體育的醒覺》（《體育文化導刊》，1989第3期），烏曉東的《梁啟超之“尚武精神”》（《體育文化導刊》，2004第4期），陳書月的《簡論梁啟超的民族尚武精神》（《五邑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第4期）等。這些論文探討梁啟超尚武思想與民族體育覺醒的關系，尤其是關于梁啟超對尚武精神的實質、作用、中國尚武精神流失的原因以及培養尚武精神的方法等內容進行了分門別類的闡述，但對梁啟超尚武思想勃發的契機和精神資源研究不夠深入。
3.注重晚清尚武暴力思想與文學的聯系
如劉納的《嬗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單正平的《民族主義與中國文學論稿》（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晚清民族主義與文學轉型》（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劉納認為晚清辛亥革命進步文學作者把個體確認為“國民”,而五四作家把個體確認為“人”.前者具有國家觀念，敢于正面強力對抗，渴求生命力的強悍；后者具有個人意識，展現了其弱化性格傾向和非英雄特點，但是她沒有注意到后者的特點持續時間甚短，并且迅速走向政治與暴力崇尚的思想變化，也沒有注意到前者的精神資源與中日尚武思想因子的聯系。單正平認為甲午戰爭是中國民族主義爆發與文學轉型的引線，中國人由原來的民族自尊自大變為自卑，但是自卑中的覺醒讓晚清作家大力制造“醒獅”意象，醒獅成為一個發出預言或啟示的啟蒙者，一個具有武力暴力的統治力量的象征，民族主義情緒更讓晚清作家塑造源于仇恨與自尊的“黃帝”神話，這也導致了社會上的自殺與殺人、文學上的鐵血詩文（如秋瑾）的出現?？梢哉f，該書對晚清民族主義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可惜對其精神資源（尤其日本尚武影響）和“暴力敘事”關注不夠。
（二）關于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研究
1.比較視野中的“暴力敘事”研究
較早涉及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研究的是王德威。1993年他在《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中，以一篇《從頭談起--魯迅、沈從文與砍頭》開啟了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研究的先河。在該文中，他認為魯迅的砍頭書寫有一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邏輯秩序，注意身體與精神、社會與禮教、國家與國魂的邏輯連鎖關系，是一種象征，以身首異處的斷裂象征著中國社會文化的斷裂，痛斥國民劣根性，看到了中國社會民心以及“中國”道統象征土崩瓦解的局面。而沈從文并不預設象征邏輯，反而注重“寓意”的表達，偏重具體經驗、符號間的類比衍生，將內爍意義作無限延展，讓語言、形式、身體這些外在的東西蓬勃擴散，不沾不滯，不附屬于意義、內容、精神之下，注重文字與想象本身，注重與砍頭共在的大千世界。在該文的結尾部分，王德威指出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數接受了魯迅的砍頭情結，由文學“反映”人生，力抒憂國憂民的義憤；沈從文則把人生“當作”文學，以其文采想象對文字寓意進行不懈探索。
2004 年，美國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德威的《歷史與怪獸--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暴力與小說寫作》，它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它采用的是一種“泛暴力”的概念，把饑餓、瘟疫等都算為暴力，作者運用階級、族群、性別等理論，在揭示政教暴力加諸人身心的創傷上，頗多新見。第二，把近代和現當代，中國大陸、港臺、新馬和海外聯系起來，著眼于跨時空的縱橫比較。第三，從具體的暴力而言，在《邀約砍頭》一章中抽取晚清憂患余生的《鄰女語》、五四時期魯迅的《吶喊》、后五四時期沈從文的文本、世紀末舞鶴的《余生》為切入點，將斬首癥候視為關于文明與野蠻以及民族主義與殖民主義之間爭議的源泉。
王德威這兩篇論著的缺憾在于：第一，在概念上過于寬泛，把饑餓、瘟疫等都算為暴力，只能說是一種“泛暴力”的概念。第二，在對象和作用上，過于注重“砍頭”這一具體暴力現象的人文內涵，而忽視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暴力”與“啟蒙”、民族自強情緒的廣泛聯系，以及暴力在建構民族國家中的歷史作用。即使是對沈從文的論述，也太過注意其暴力殺戮的表象，而對其暴力生命觀、雄強人生觀對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實質沒有絲毫關注。
2“.現代性”研究中的“暴力敘事”研究
2004 年，復旦大學的陳潤華在其博士論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想象的現代性--“虛無、暴力與烏托邦”的世界性因素》中，認為文學史的意義不會自動呈現，它需要想象和闡釋。20世紀的中國文學現代性，在“虛無、暴力和烏托邦”的經驗上，由于它本身是人類現代性場景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其在人類的現代經驗中成為了個性化的一部分，是現代性在文學領域和文學形式上的現實之一。他把“暴力”等稱之為“世界性因素”.他認為20世紀的中國文學，首先面對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想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線索。然而，民族國家的共同體想象只是其顯在的一面。論文通過“二十世紀的國家想象”這一現代性經驗，以魯迅為主要研究對象，探討20世紀中國文學的“暴力”的歷史經驗，認為中國的經驗是一種現代的可能，中國這個“舊邦”,在具體的現實和歷史經驗中，再次成為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統一體?？傊?，論文突出暴力與文學想象的現代性（民族國家想象）的關系。在該論文涉及“暴力”的第三章第二節--“對歷史的虛無和暴力想象”中，他認為歷史的所謂“意志”包括其復仇的傾向，正是現代之前向現代轉型時的虛無主義精神，歷史是必須被復仇的對象，這正是“虛無”與“暴力”的聯系。
在第三章第八節“虛無、暴力與烏托邦的經驗同盟”中，他認為國家與暴力存在密切關系，無論是即將完全消失的舊邦，還是即將來臨的新政，都與暴力相關。在第六章第四節“精神暴力與現實暴力”中，他強調啟蒙本身并不必然地成為絕對國家主義，但是隨后出現的“暴力化”因素（由現實的危機和暴力刺激了精神暴力，新的精神暴力又刺激了更廣泛更大規模的現實暴力），使得暴力被稱為啟蒙的結果。而在第四章第六節中，他通過分析《復仇》和《藥》，認為魯迅用暴力對舊邦的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進行復仇。
該論文不足之處有：第一，在概念上，它將“暴力”等認為是溝通舊邦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歷史經驗，但是前現代的暴力也具有這一作用，對如何區分這些歷史經驗的前現代性與現代性這一點上，闡述不深；在“暴力”如何成為“世界性因素”方面也論述得不夠充分。第二，在對象上，論文注重“暴力”等在建構民族國家上的抽象作用（破舊立新），更近乎是哲學論文，而不注重“暴力敘事”及其精神資源的分析；表面上是以魯迅為主要研究對象，但實際上論文的7章內容中，第一、三、六、七章總共4章的內容都甚少論述魯迅。
3“.身體”研究中的“暴力敘事”研究
2005 年，武漢大學黃曉華的博士論文《身體的解放與規訓--中國現代文學身體意識論》，其第一章第二節“刑罰-示眾：他者的身體”指出示眾與國民性批判的聯系，論述了其中所體現的國民性的冷漠殘酷，欣賞殺人的“藝術”心態，將他人視為他者的麻木和殘忍，缺乏將他人命運當作自己命運的承擔和反思意識。同時，通過對公刑和私刑的區分，論述了作家對社會和政權的質疑和反抗以及對民眾與政權合謀的思考。而在第四章第二節“同志-敵人：祭壇上的身體”中，作者指出身體的革命等級：自己人受難的身體被神圣化、崇高化，敵人的身體僅僅是告慰革命的祭品。
2005 年，四川大學李自芬在其博士論文《小說身體--中國現代性體驗的特殊視角》的第三章第二節“國家解放敘事：革命小說對階級身體的型塑”中，主張革命暴力對威脅性的身體欲望的壓抑以使個人身體完全臣服于民族國家意識形態話語。又指出革命暴力與仇恨的關系一方面是一種對自己身體存在感到無能為力的自卑感的極端反映，另一方面又被賦予了正面的價值，是中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新生力量。并發現了作家對暴力的困惑與質疑：人的拯救與解放最終變成對人的壓抑與異化。
4.單個作家的暴力書寫研究
王德威等對魯迅、沈從文的“暴力敘事”闡述如上，其研究不夠集中深入。2006年，蘭州大學劉青漢的博士論文《希伯來文化關聯中論魯迅在暴力面前的困境》則有了新的開拓。他認為希伯來文明的重要因素與魯迅精神的構成因素之間有著廣泛而微妙的回應關系，該文探討魯迅在面對暴力存在時的心理狀況、思想狀況、生存經驗狀況、行動狀況，論述了魯迅面對暴力的基本態度、觀念和精神操守，以求更好地繼承、發揚和實踐魯迅精神。他認為魯迅自身與希伯來文明有關聯，這種關聯是一種思想關聯而不是生命經驗關聯，是文化、理性和人性關聯，而不是信仰和神性關聯。就魯迅自己而言，這種關聯是主動的、積極的。他認為魯迅面對暴力存在的復雜心理至少有3個顯在狀態：一是否定、厭惡、警覺、躲避和揭穿；二是期望、呼吁并利用它來驅趕兇獸，驅除黑暗；三是進退維谷，茫然、困惑時，以無辭的言語向天吶喊。面對暴力存在時，魯迅對中國歷史文化進行審視，指出其中經歷的“王”“匪”“寇”“和平”幾個時代，并通過對“火與劍”“刺客”的論述來探討魯迅對暴力行動的態度。
可惜的是，該論文后6章脫離論文題目，脫離魯迅，大談暴力與現實、歷史、戰爭、和平的關系，大談人們對暴力的態度而非魯迅對暴力的態度。另外，過于注重魯迅的“非暴力”思想，一是對魯迅所“非”的暴力主要是統治者的暴力缺乏深入認識，二是對魯迅從晚清以來所受的日本尚武文化影響，以及在此影響下所提倡的暴力革命、暴力復仇思想缺乏深入思考。
5.戰爭文學中的“暴力敘事”研究
關于戰爭文學，成果較多，主要有藍海（田仲濟）的《中國抗戰文藝史》（現代出版社，1947年版；山東文藝出版社，1984年修訂再版），陳穎的《中國戰爭小說史論》（福建師大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馬立新的《紅色理性與革命戰爭文學》（山東師大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劉俐俐的《戰爭語境下的女性苦難與成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年），沐金華的《論戰爭背景下的40年代女性小說》（南京師大博士學位論文，2005 年），張全之的《火與歌--中國現代文學、文人與戰爭》（新星出版社，2006年），房福賢的《中日抗日戰爭小說史論》（黃河出版社，1999年），陳青生的《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徐文廣的《中國現代戰爭小說創作論》（山東師大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靳希光主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史初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7年），陳遼、方全林的《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史略》等一系列成果。
對于戰爭文學，研究者大致持以下4種態度。
一是從功利主義角度肯定抗戰文學的積極意義，注重“抗戰”宣傳而不注重“文學”特質，注重作品的“武器”意義而非“文學”意義，缺乏反思其負面作用。例如，藍海的《中國抗戰文藝史》倡導以筆為武器，實行“前線主義”;反對創作自由的言論，反對不寫戰爭的作品，以一種道德的優越感凌駕于要求創作自由的作家之上，批評“自由人”及“向創作要求自由”的作家是逃避社會、落伍的表現，當自由主義作家“一喊出要求創作自由的口號，便落在現實的齒輪后面，沉為時代的渣滓了”,甚至墮落為漢奸（如穆時英、劉吶鷗等），而且先后滅亡，自絕于時代國家；將“抗戰加戀愛”的作品稱為“黃色文學”,將徐訏的《鬼戀》等貶為“低級趣味”、充斥“糜爛人性”的作品。陳青生的《抗戰時期的上海文學》雖然客觀地指出《保衛盧溝橋》這部宣傳作品藝術上的缺陷與不足，但強大的功利主義思維讓其迅速轉向：“如果僅僅從藝術技巧上評論和認定這部劇作（以及當時和后來許多類似的抗戰文藝作品）的高低優劣，有意或無意地忽略其在特定時代社會氛圍中的特殊的藝術貢獻與歷史價值，顯然是片面的?！憋@然，這是從功利主義角度（如觀眾反應等外部條件）而非由文學本身來斷定戰爭文學的價值。
二是探討戰爭與人性、階級性、民族性的復雜關系。如張全之的《火與歌--中國現代文學、文人與戰爭》。該書首先以胡適、老舍、沈從文為例探討了中國現代文人對戰爭的態度；其次探討戰爭與人性、階級性、民族性的復雜關系，反省功利主義（民族敏感的自尊）對戰爭文學寫作與研究的負面影響。但該書對現代文學（特別四十年代文學）作家群體的戰爭暴力的精神資源、主導思想、文化影響和敘事模式關注不夠。
三是以二元對立的紅色理性來分析戰爭暴力。如1988年陳思和的《當代文學觀念中的戰爭文化心理》（《上海文學》，1988年第6期）。雖屬當代文學范疇，但也可給現代文學研究以啟發，他較早提出中國當代文學觀念中存在著二元對立的戰爭文化心理，這不僅影響戰爭文學的寫作，更成為整個當代文學的一種創作觀念和創作心理。2004年馬立新的博士論文《紅色理性與革命戰爭文學》，首先對中國戰爭文學的歷史進程進行了回顧，梳理了現代革命戰爭文學產生和發展變化的軌跡，發現了迥異于其他戰爭文學并足以表征革命戰爭文學特質的現代理性精神--紅色理性；接著作者以建基于馬克思主義普遍理性和中國社會革命具體實踐結合之上的紅色理性為哲學坐標，分析論證了它的本體特征和特殊規定性，建構起了以“暴力革命論”為核心的理念，以革命人道主義為其深邃內涵的理性哲學體系。并指出新中國“十七年”作家以二元對立的思維范式作為文本建構的基本思路，及其在文本的主題意蘊、人物性格、美學意義等方面的體現。只是該論文主要系統地考察了建國“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戰爭文學的總體風貌和生產傳播規律，對中國現代文學戰爭“暴力敘事”及其尚武文化影響因子論述不夠。
四是從史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戰爭文學（小說）進行線索梳理和類型論述。2003年徐文廣的博士論文《中國現代戰爭小說創作論》將現代戰爭小說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以史論結合的方式進行勾勒、梳理、闡述，不僅縱向展示出對象本身的面貌特征，還橫向揭示出文學史本身所具有的豐富性、層次性，以及它們之間盤根錯節的相互關系和互動影響。論文先從戰爭本身的實踐含義和美學含義說起，闡述中國古今戰爭觀之間的差異。接著對中國現代戰爭小說的發展脈絡、作家群體分類以及總體特征（危機拯救、英雄塑造、敘事模式、史詩風格）等進行了闡釋。2004年陳穎的博士論文《中國戰爭小說史論》將戰爭小說視為題材相對獨立、有著豐富的文學積淀與深厚的文化內蘊的一種小說品類。
該文從歷時性的角度對中國戰爭小說進行了宏觀與微觀相結合、審美與文化相交融的研究。全文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流變論”著重梳理中國戰爭小說的發展脈絡，分析各個時代有代表性的戰爭小說作品，探尋中國古今戰爭小說的發展繼承關系。下篇“文化論”從文化學的視角觀照中國戰爭小說，分別以中華民族的政治倫理觀、英雄崇拜意識的演進、中國兵學文化等作為切入點，研究中國歷代戰爭小說與上述文化思想之間的互動關系及其對塑造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這兩部論文對中國現代戰爭“暴力敘事”及其尚武文化影響因子只是蜻蜓點水般地提及，對日本的影響只字不提，對其如何影響20 世紀 40 年代戰爭“暴力敘事”的傳統主流、多樣資源的主導思想也少有論述，換言之，其對思想暴力和戰斗暴力都缺乏高度關注。
6.政治文化、主流意識形態視野中的“暴力敘事”研究
這方面的代表論著主要有艾曉明的《中國左翼文學思潮探源》（湖南文藝出版社，1991年）、韓毓海的《鎖鏈上的花環》（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宋劍華的《百年文學與主流意識形態》（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朱曉進等的《非文學的世紀》（南京師大出版社，2004年）、方維保的《紅色意義的生成》（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蘇光文的《中國現代無產階級文學研究》（重慶出版社，2004年）、魏朝勇的《民國時期文學的政治想象》（華夏出版社，2005年）、孔范今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導言》，等等。
1993 年韓毓海在《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中指出中國現代文學的啟蒙本質是中國傳統的“教化”,它具有一種“沖突和破壞的力量”,但其關注重心是人文啟蒙而非政治啟蒙；他又在《鎖鏈上的花環》中指出在民族危機的壓迫下，民族難以具有冷靜思考世界和自身的理性的超越能力，而只是“本能地去轉而相信在苦難和復仇的流血中會產生新的世界和新的人”,但并未充分論述從晚清到40年代文學的暴力情懷、暴力類型、精神資源以及暴力崇尚對現代民族國家的作用等重要問題。1997年孔范今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導言》指出“從梁啟超把文學革新推崇為實現政治目的直接的根本的途徑，到毛澤東把文學視為革命的重要一翼……幾乎一個世紀，就其主流而言，文學都是作為工具的存在而服膺于政治使命”.1999年，宋劍華在《論20世紀中國浪漫主義文學運動》中提出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過程是“以傳統來反傳統”,即作家以傳統的急功近利心態反對傳統文化，并且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把自己視為社會革命的戰士和社會危難的拯救者；而在其2002年的《百年文學與主流意識形態》中，他繼續將這一觀點細致闡釋為作家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復雜關系：對集體主義精神理念、階級斗爭人生哲學、思想啟蒙角色的轉換、理想主義浪漫情愫、英雄主義完美意識的推崇與追求，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傳統意味、政治意味與戰斗品格有著深入的闡述與細致的分析。2004年，朱曉進等著的《非文學的世紀》一書，考察了20世紀中國文學與政治文化的關系：該書以政治文化（其狹義上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識、政治態度、政治價值觀等層面所組成的觀念形態體系，兼及廣義上的政治規范、制度和體系）為基本概念，認為20世紀是一個非文學的世紀，文學自身的本體性要求和審美特性沒有得到充分地張揚與重視；文學革命伴隨著思想、政治啟蒙的新文化運動而發生，它與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潮難以完全剝離，而五四時期“為人生”的文學旗號，政治化趨向初露端倪。大革命后，文學的政治化終成主潮。此后的文學發展，雖然隨政治形勢變化而呈現不同態勢，但始終未能脫離政治化的浪潮，從題材、題旨、文學觀念、文學目的上都如是。該書將民國文學時期視為非整合模式（對官方意識形態持不認同、淡漠、對抗態度），將共和國建立到80年代時期視為半整合模式（協調與限制），將80年代末以來視為前整合模式（文學的政治化相對緩解，文學自足發展空間相對擴大）?？傊?，全書都以政治文化為核心概念來考察20世紀中國文學。2005年，魏朝勇的《民國時期文學的政治想象》實質是政治哲學的文學闡釋，它以梁啟超、魯迅、蔣光慈、陳銓、路翎5位作家為主要研究對象，細致深入地論述朝向“未來”的“新中國”想象、革命的魅惑與死、革命的必然譜系、民族主義的政治正當、絕望于未來的抵抗等幾個主題。但該書一是缺乏歷史感或歷史意識，只以5位作家為代表，而未提及與之同一系統的作家，未提及演變的軌跡，缺乏史的厚重感；二是概念不清，“民國時期文學”這個概念下限不明，因為1950 年左右中國還在打仗，大陸的“民國”還沒有結束，而國民黨到了臺灣后還沿用“民國”稱號，這些是否還是民國時期的文學呢？而且論者在論述時，把晚清梁啟超的作品和思想也算在民國時期文學里，這是有待商榷的。綜觀之，這幾本論著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重視對政治“意識形態”性質而不重視其“暴力”性質的論述，未能發現推崇暴力是現代文學的一大特征；二是忽略或不注重精神資源的追溯（宋著除外），對中日尚武思想因子關注不夠；三是以文學來闡釋政治哲學。
三、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意義
梳理了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相關研究之后，重審其概念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思考：說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使用“暴力手段”進行政治或思想啟蒙，必先厘清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暴力”與“啟蒙”的關系問題，第二個是“暴力敘事”或“暴力啟蒙”的意義問題。
（一）“暴力”與“啟蒙”的關系
其一，中國近現代思想啟蒙處在一個暴力頻繁的背景上。如蔡元培所言：“直到清季，與西洋各國接觸，經過好幾次的戰敗”“嗣后又經庚子極端頑固派的一試，而孫中山先生領導之同盟會，漸博得多數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實行‘恢復中華建立民國’的宣言，當時思想言論的自由，幾達極點，?；首鹂椎呐f習，似有掃除的希望，但又經袁世凱與其卵翼的軍閥之摧殘，雖洪憲帝制，不能實現，而北洋軍閥承襲他壓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興未艾。在此暴力壓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興，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陳獨秀的《新青年》?！?/p>
也就是說，當時啟蒙的背景是暴力戰爭與暴力壓制（晚清以來的重要暴力事件頻仍，如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7年的十月革命，1925年的五卅運動，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1927年的北伐戰爭、“四·一二”政變，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37-1945年的中日戰爭，等等），這給啟蒙思想家們一種“暴力”的心理暗示，為以后推行“暴力啟蒙”或政治啟蒙創造了可能的心理動因。例如，《新青年》一方面進行人文啟蒙，另一方面推崇革命，后來成為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實是現代中國暴力啟蒙的一個縮影。其二，不牽涉暴力的思想啟蒙與暴力是否有關？答案是肯定的。如，郭沫若少年時代進行立憲演說，他和老巡警展開了這樣的對話：“國會國會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說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要來管國家的大事，讓我們一切的老百姓都來說話?！薄肮植坏梦覀兊氖痖L老爺說你們要造反啦！”他后來反思“這個泛泛的插話，我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很有趣味。我們在請愿早開國會，而當時的支配階級說我們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認我們在造反。
我在當時不消說還替他解釋了一下，怎樣怎樣，如此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現在想起來我們當時不真正是在造反嗎？造反就是革命，現在想起來那對于封建社會的支配階級要求立憲，不就是革命的行動嗎？當時的所謂‘革命’是‘滅滿興漢',乃至是投炸彈、拉手槍，甚至于有時指斥要求立憲的行動是?；庶h的行動；但由現在看來，兩者在促進社會的變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嗎？”
曹聚仁也認為晚清的改良派也是革命派[5].因此，可以說思想啟蒙意味著可能發生的暴力行為。在此意義上，1986年李澤厚所提出的“救亡壓倒啟蒙說”是大可商榷的，因為他沒有認識到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是在救亡（包括革命）中啟蒙，不存在誰壓倒誰的問題，啟蒙本身就是一種救亡、革命的力量，也沒認識到現代中國的啟蒙不僅僅是人文啟蒙，更主要是政治啟蒙；中國式的啟蒙是與革命、救亡、翻身等“暴力”關系密切甚至是一體化，啟蒙可能引發暴力，而推行暴力進行思想啟蒙就更與暴力相通。換言之，啟蒙與暴力的關系是啟蒙引發暴力，以及啟蒙運用暴力，“暴力”是手段“,啟蒙”（尤其是政治啟蒙）是目的。
其三，暴力啟蒙的實例。如法國大革命，但是必須注意到這種改革性的、革命性的啟蒙體現出來的對獨斷專行的國家體制所進行的批判，并且根據天賦人權和政治民主構建出一種更高級的社會組織形式的思想[6],它所蘊含的西方人文精神和中國教化式的政治啟蒙是不可相提并論的。因此，可以斷定“中國式的啟蒙運動更近乎一種盧梭式的啟蒙主義……這種啟蒙主義助長了一種沖突的和破壞的力量在中國現代社會的萌芽、滋長和猖獗”[7]是一個武斷的結論，這忽視了中西方的差異，沒有注意到所謂“盧梭式”的啟蒙并非西方式的啟蒙，而是與中國作家受東洋“尚武”文化以及中國“俠--士”傳統（俠、士結合的傳統）的影響密切相關的（所謂“俠”并非單指武俠、俠客，而是如梁啟超的《記東俠》一樣，將戰士之武、俠士之武和文士之武統稱為“俠”,而“俠--士”也并非俠客、武俠，而是“俠”與“士”的結合，“武”與“文”的結合，將“俠”的尚武尚力、除暴安良、敢于復仇、拯救意識與“士”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教化意識、憂患意識、入世意識等互相聯結）；再加上當時對日本尚武而強、中國尚文而弱的深刻認識而產生的民族自強情緒，政治啟蒙（暴力啟蒙）的洶涌實屬必然，而這也是本研究的中心線索。
（二）“暴力敘事”或“暴力啟蒙”的創新意義
鑒于以上對“暴力敘事”的概念、相關研究和關系所進行的梳理，我們可以指出“暴力敘事”不僅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的一種審美現象，還是中國近現代思想啟蒙的一種文化現象。
筆者的創新之處有：一方面在于視角獨特。學界往往只強調西方的人文精神對于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的深刻影響，而人為地忽略暴力啟蒙在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實際作用，進而將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價值取向簡單地理解為西洋模式。而筆者則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重新回歸歷史原場并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全面分析“暴力敘事”在中國現代啟蒙文學中的重要地位，并將“暴力敘事”納入到啟蒙敘事中加以考察，最終還原長期被人為遮蔽了的思想啟蒙的歷史真相。
另一方面在于視野開闊、線索準確。分析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的精神資源主要包括歐美、蘇俄、日本和中國傳統的尚武與入世精神，其中日本居于外來資源的中心，它善于別擇歐美和蘇俄（此兩者的思想文化大多經日文譯本再翻譯到中國），大批留日學人奠定了中國近現代文學的基礎。日本文化因子與中國傳統屬于表象與本質的關系。著重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尚武”思想的歷史因子，并注重研究中國古代“暴力敘事”文學的現代影響；與此同時，更注重分析東洋留學生對日本近代“尚武”文化的積極引進，以及東洋“尚武”文化對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啟蒙的巨大歷史推動作用。突破過去只著重單一文化影響的研究模式，辯證、深入地分析中日“尚武”文化、入世思想是如何共存而又有所側重地分別影響不同階段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的“暴力敘事”:它呈現出一條相對清晰的線索，整體上是現象（日本影響）與本質（中國傳統）的關系，具體則分為日本浪潮與中國傳統暗涌（晚清、五四）、日本表象與回歸傳統（三十年代，如左翼、新感覺派、準左翼作家、沈從文等）以及傳統主流與多樣資源（四十年代）等方面；進而充分論述中國現代文學“暴力敘事”在現代民主國家建立過程中的現實意義與潛在影響。
尚武與入世精神催生了暴力情懷，無論是梁啟超、魯迅、郭沫若，還是巴金、老舍、沈從文等，他們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暴力抗爭與“尚武”傾向，以極其強烈的民族自強情緒，充分地表達了現代精英知識分子在“棄醫從文”理想幻滅之后，進而追求“棄文尚武”（輕文重武）的政治啟蒙理想和功利主義心態。尤其是隨著民族矛盾的日益加深，“暴力敘事”更被賦予了全民族思想政治啟蒙的合理價值，最終獲得了現代文學審美形態的合法地位。因此，本文的實際研究意義，就是擬將客觀存在于中國現代文學史全過程的“暴力敘事”現象，與民族文化的特殊歷史背景相結合，以求深刻地揭示“暴力敘事”與思想啟蒙之間的辯證關系，進而去探討中國文學現代性價值觀的獲取方式與民族情感。
參考文獻：
[1] 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M].劉建基，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511-513.
[2] 徐賁。走向后現代與后殖民[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212.
[3] 蔡元培。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總序[M].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7-8.
[4]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 11 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213-214.
[5] 曹聚仁。魯迅評傳[M].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36.
[6] 不列顛百科全書編委會。不列顛百科全書[M].國際中文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9:77.
[7] 韓毓海。新文學的本體與形式[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