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爾特·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是荷蘭社會心理學家和人類學家，尤其因其在跨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而聞名。1980 年，霍夫斯塔德在調查了諸如 IBM 等公司遍布全球七十多個國家的十多萬名員工的實驗數據的基礎上，提出了四個文化維度的理論。該理論認為不同國家和地區可以被分成不同的文化板塊，它們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影響著這些文化板塊內社會及其個體的行為方式，而且這些文化板塊的區分是長久存在的。1991 年霍夫斯塔德又在邁克爾·哈里斯·邦德（Michael Harris Bond）的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第五個維度理論。文化維度理論已經寫進了很多著名跨國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培訓教材，使公司的運作更加高效，進而為這些公司創造了更多的利潤。同時該理論也被廣泛運用于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粽J為，國家雖然不是研究文化的最好單位，卻是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的可作為文化比較的單位。中美體育行業處于不同的社會制度，按照不同的組織方式運行，建立了不同的管理機構。受以上文化維度的影響，中美兩國運動員在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對人際關系的處理，乃至言行舉止上各有特點。以下將從中美體育領域呈現這些文化差異。
一、長期方向指數
長期方向指人們對待時間的態度，即社會傳統和社會價值存在的時間長短，表現為社會群體為了實現目標趨向于長期投入還是短期投入。在該指數高的國家，人們更強調長期承諾，尊重傳統，重視長遠利益，注重“面子”，喜歡做長遠規劃，把堅韌和節儉作為重要美德；而在該指數低的國家，人們注重當前享受，不愿為了將來而犧牲現在，把成績的取得更多地與運氣聯系起來，習慣于做短期規劃，期望馬上獲得成效，即使這種成效是短期的。
在中國，長期努力而取得的成就更加讓人尊重。即使一個運動員生而具有明顯的身體優勢，媒體也會更多地報道他訓練的刻苦。當他獲得金牌，關于他的報道往往是他從小就是一個乖小孩，他成長中的許多小事都會成為花絮，并認為他所贏得的金牌都與這些小事件存在某種質與量的聯系。同時，他們也認為沒有什么不可以通過持續努力而改變，“愚公移山“”鐵棒磨成針”的傳說代代流傳。長期努力已成為中國傳統美德之一。相反，對于同樣的成就，美國人則會更多地聯想到運動員的運氣。
有趣的是，中國運動員一旦成功則很可能停止上述努力，立刻“刀槍入庫”，他們把這種文化稱作“激流勇退”。中國著名運動員往往很年青就選擇退役，平均退役年齡比美國運動員早很多。一戰成名則終生榮辱定。但這種“見好就收”的文化與其長期方向指數并不矛盾，對于中國運動員來說，一兩次關鍵賽事的成績決定其一生的命運。只要拿了奧運金牌就意味著他們不但會立即得到一筆獎金，在余下的人生中也將會擁有一個優越的職位（一份帶編制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對于他們來說，這種榮譽是長期的乃至終生的。正是因為這樣，短道速滑隊運動員王蒙及其隊友在麗江旅游期間與其它游客發生沖突，在警察趕到時王蒙質問警察“你知道我是人大代表嗎？知道我們都是世界冠軍嗎？”在她的話語中人大代表和世界冠軍兩者是聯系在一起的。后經證實，王蒙剛剛當選黑龍江省政協委員而非人大代表。在王的頭腦中，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屬于同一認知范疇，即一種比較高端的職業安排。在中國，著名運動員退役后進入國家或其所在省份、城市的人民代表大會或政治協商會議工作是一種普遍情況。相比短期經濟利益，如獎金、獎房，這種政治地位所帶來的利益更加深遠和長久。王蒙這句話正好反映了中國體育文化的長期方向價值觀。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人們努力追求成功的動因主要來自于社會定位的驅動?！俺删?，常常被用來作為一種‘工具’，以此來達到榮耀家庭、國家或改善個人社會與經濟狀態的目的”。而對于美國運動員來說，世界冠軍帶來的利益是短期的，只有獎金才是最現實的財富。這是因為美國人主要以小家庭而非中國人那樣的大家族為生活單位，而且由于沒有戶籍制度的限制，他們移居的頻率更高，所以他們的人際聯系指數較低，進而長期方向指數也低。這也與中國獨特的戶籍制度有關。
二、權力距離指數
權力距離是指權力和地位在一個社會內部分配的平均程度、社會對于不平等性的容忍度以及人們對于自己社會地位的接受程度。權力距離指數反映了一個國家中人們的依賴（弱權一方對威權一方的依賴）程度。例如，普通職員是否敢于向上級領導表達不同意見，員工更喜歡經理的哪一種決策風格。所有社會行為，包括我們的言語，都集中體現了交際雙方的社會地位，都是“權勢”“平等”或“一致性”的標記。在該指數較高的國家，嚴密的控制和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都是可以接受的，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被比喻為父子般的家庭關懷，謙虛謹慎被認為是重要的美德。而在該指數較低的國家，上下級關系是為了追求實際工作效果，缺少感情色彩，權力分散，講究同工同酬，家庭的長幼次序較為寬容?；舴蛩顾抡J為，隨著文明程度的提高，所有國家的權力距離指數都存在下降的趨勢。
中國體育界的權力距離指數要高于美國體育界。以國家體育總局為核心的中國體育管理機構等級更加分明，具有更多的權力距離因素，其中的工作人員也有嚴格的級別之分。運動員在同一個教練員門下訓練，也有家庭似的詳細輩份之分。教練被稱作“師父”，上面還有師祖。平輩的有大師兄、二師兄。即使運動員贏得了世界冠軍，他還得遵守這樣的輩份規矩，否則便會面臨強大的輿論壓力。中國有句話叫做“豆芽長到天高還是下飯菜”，雖然這已經是老習俗了，但這種文化的影響是長久的。而美國運動員是以一個獨立的個體為活動單位，在訓練和比賽中通常是自己選擇和聘請教練，因此權力距離指數要低得多。
在這樣一種高權力距離指數的環境下，體育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體育本身。中國人擅于把體育作為建立關系的手段之一。在兩個熟識的人之間對弈時，出于禮貌通常會讓年長或等級較高的一方執黑先行，雖然根據計子規則黑白雙方最后并無多少便宜。機關單位內部的乒乓球比賽中，低級官員與高級官員打球時必然不是簡單地盡情發揮，而要表現出更多的尊敬之情。權力和距離因素在中國民間體育中俯拾皆是。
中國運動員需要努力在這樣一個高權力距離指數的環境之中尋找一個合適的位置。體育主管部門訓練運動員的第一課就是教他們學會服從，比賽獎金和廣告收入由主管部門分配。這種文化維度的影響是長期而深遠的，已經聞名世界網壇、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李娜同樣不能置之度外。2009 年她選擇了離開國家隊“單飛”，自主訓練、自主參賽、自負盈虧，她自己花錢聘請教練、安排訓練、支付參賽費用，似乎脫離了這種權力距離的環境，但事實并非如此。
2011 年李娜獲得亞洲第一個大滿貫冠軍后，各級管理部門和領導立即向李娜同志發去賀電或授予各種榮譽稱號，及時體現了上級對下級的關懷。這可作為中國體育界的高權力距離指數的一個例子。
三、個體主義—集體主義指數
先有個體利益還是先有集體利益、社會關系中應該側重于個體利益還是集體利益，在不同的文化群體有不同的回答。首先要指出，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在這里只是一個學術術語，并不具備特別的貶義或褒義。個體主義—集體主義指數旨在揭示社會成員在群體中與其他成員聯系的緊密程度，反過來也是群體對個人身份的認同。個體主義指數越高意味著人們的聯系越松散、人際聯系越少，社會責任感越低，人們只關注自己及核心家庭成員，言語中觀點明確。相反，在集體主義指數較高的國家，群體黏合力較強，講究團隊融入與和諧，個體之間的尊重和忠誠更多，更加在意對方的利益，關系的處理甚至比任務本身的完成還要重要。
崇尚集體主義的文化習慣于把一個事件的結果歸因于一系列原因的綜合影響。對于中國運動員來說，他的成績更多地屬于他的教練、隊友、政府管理機構和上級領導。對于媒體來說，媒體對運動員融入集體的報道，遠勝于對他個人努力的報道。觀眾更容易被他的集體主義榮譽感和他對組織的認同感感動。而美國人推崇個人英雄主義，他們相信集體的成功是建立在個人的成功之上，個人成功是集體成功的前提。美國媒體報道更多地聚焦于運動員個人的努力和教練員的科學訓練方法，自我實現和個人價值被加亮呈現給觀眾或讀者。這種文化維度的差別也正好體現了儒家文化與美國夢之間的差別。
2008 年北京奧運會，中國田徑運動員劉翔臨時退賽事件深刻地詮釋了這一文化維度。如果在美國，人們會認為劉翔的退賽是自然和必須的，因為他有舊傷在身，如果繼續參賽將會對自己的身體帶來更大的傷害。然而，這一事件在中國引起了極大爭議，很多中國觀眾對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根據統計數據，在互聯網上對他的批評甚至超過了對此表示同情的人數。這確實是一個讓人吃驚的數據，也是體育文化差異的一個極好例證。
個體—集體主義的另一重要表現是人們對于“面子”的態度。前面討論的長期方向維度對此也有體現。按照霍夫斯塔德的觀點，在長期方向指數較高的國度里，履行社會責任，避免“丟臉”，被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他把這稱為“恥感文化”。在個體—集體主義維度里，中國的體育從業者（運動員、教練員、管理層），生活在由親戚、同鄉、朋友、同事高度連接而成的人情網之中，“面子”直接關系到他們未來物質和精神的滿足水平。這種社會責任和榮譽感有時會激發強大的精神動力，帶來超水平發揮，起到合法興奮劑的作用，但有時也對臨場發揮帶來負面效應。人們總說，中國足球隊心理素質不好，中國球迷“想贏怕輸”。其實原因正在于這一文化維度的作用。在賽前中國運動員往往比美國運動員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他們既渴望一球成名又害怕成為“千古罪人”。因為一旦“爭臉”或是“丟臉”都會給其以后的生活帶來長期的影響。而美國人的生活，以個人為主，獨立性高。他們并不認為鄰居或社區會把他們的成就或失敗記住一輩子。對美國人來說，運動就是運動，運動只是娛樂而已。這也正是 NBA 把“I Love This Game”作為其官方廣告語，而中國體育用品常常把“贏得榮耀”等作為電視廣告語的原因。
同樣的爭議發生在李娜身上。2011 年法網奪冠后，李娜在發言中談到了“謝謝贊助商，謝謝組織者和球童，非常感謝自己的團隊”，并強調“謝謝所有的人”，唯獨沒有出現人們熟悉的“感謝國家”。因為漏掉了“感謝國家”，李娜的獲獎感言廣受批評。她卻堅持要證明自己是這個文化維度的一個例外。在 2012年 3 月 12 日巴黎銀行公開賽后的發布會上，李娜又補充：“我只是一名網球運動員，我來到這里比賽并不是為了我的國家……我僅僅是在打自己的網球，我努力做到最好那是我的工作，……我也知道我說了真話很多人都會因此而恨我討厭我，但是那又有什么關系呢？我自己終于放松快樂了?！绷硪粻幾h事件是 2013 年 5 月 30 日李娜在法網女單第二輪失利，賽后的新聞發布會上，李娜被記者問到“失利后能否對中國球迷說些什么？”，李娜回答說：“三叩九拜嗎？向他們道歉嗎？”她對長期以來廣為接受的集體主義“恥感文化”提出挑戰。
四、不確定性規避指數
這主要是指社會成員對于當前狀況的模糊性或未來狀況的無法預知性的焦慮程度和對這種焦慮的耐受度。在該指數較高的國家，人們把不確定的狀態（霍夫斯塔德稱之為非結構狀態）視為一種風險或者威脅，總是盡量避免這種模糊的狀態，因此他們更習慣建立潛在的規則，相信知識權威，會遵守社會生活中一個共同的“真值”，自愿按照規則行事。在這些國家，企業通常為雇員提供較大的職業安全，雇員盡量回避模棱兩可的任務，而樂意接受固定詳細的指令。而在這一指數較低的國家，社會共同的規則較少，人們喜歡放松地生活，樂于樹立新的“真值”、追求變革和冒險并自愿承擔后果。雇員不喜歡一成不變的工作任務而更喜歡工作的不確定性。日本和中國都被規于這一指數較高的國家，而美國屬于這一指數較低的國家。正是因為這樣，終身雇傭制在日本企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在美國卻行不通。
李娜剛剛單飛的時候就面臨這種不確定性的挑戰。一方面，她可以保留她 92%的獎金和 88%的廣告收入，但在她闖入澳網決賽之前獎金和廣告都不多。
而花銷卻是她之前沒有作好心理準備的，有時她一天的訓練就要花費一萬多人民幣。與李娜不同，大多數中國運動員會選擇在“體制”內發展。因為他們習慣于政府行為干預下的有規則的生活。在這樣一個系統內他們嚴格按照日常時間表做別人給自己安排好的工作即可。從幾點起床、幾點吃飯、幾點訓練，他們不用操心食宿或者比賽日程，每月有固定的收入。
而美國運動員在以上這些方面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既是運動員又是管理者還是雇主，自己租場地、安排出行，自己聘請技術人員、后勤團隊、公關小組，為此有的人又要聘請自己的經紀人和財務人員，然后用比賽獎金和廣告收益來支付這些開銷。而每個中國運動員都是一個由集體運作的無限責任公司，政府為其提供訓練設施、教練、服務以及薪水，運動員把自己的獎金和廣告收入與政府體育主管部門按有關規定進行分享。
總之，中美體育文化各有特點，各有優勢，兩國都在世界體育界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對比中美兩國體育文化的差異，再次證明了文化維度理論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普遍存在。正如霍夫斯塔德指出的，“各國的文化在變動，但是它們是在共同變動，因此它們的相對位置并未改變，也沒有理由能夠解釋它們之間的差異應該消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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