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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社會論文 > > 人文社科研究學術成果的評價與治理體制
人文社科研究學術成果的評價與治理體制
>2024-02-21 09:00:01


引言

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已成為學術界、科研管理部門乃至社會的公共話語。評價不僅是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生產的必要鏈條,而且對知識產品起到質量的甄別之用。評價結果還常與個人和機構的切身物質利益和學術聲望相咬合。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進行科學、公正、合理的評價既是學術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科研管理的需要,還是社會公眾分享優秀知識產品的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形式上有論文、專著、研究報告、譯著、科普作品、古籍整理等之分,但無論其形式如何,追求新知識、新方法、新理論的創新精神和質量意識的研究品質始終是學術研究的靈魂和核心。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也正是一個對研究成果的創新水平和質量認定的過程。評價做得好,有利于學術資源的合理分配,能有效激勵被評價者的再創新的積極性,促進學術評價和學術發展的良性循環; 評價工作做不好,會造成學術資源的無序配置,影響和挫傷被評價者的學術信心,會削弱評價組織者和實施者的學術公信力。

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評價的矛盾

我國對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大體經歷了從行政主導的定性評價、以成果發表載體的定量評價、同行評價與定量評價相結合的評價,再到今天所倡導的代表作評價的嬗變。每一次評價理念和方式的變革都是對前一種評價的超越,也必然引起科研人員對科研活動和科研成果態度及行為的轉變,也對管理部門和評價主體的實施評價諸環節的制度設計帶來新的挑戰。

人文社會科學的復雜性決定了對其成果評價的復雜性[1].每一種評價理念和方式的變革都一定程度克服了已有評價的局限性,都為更加逼近研究成果的真理性提供了確證。但每一種評價理念和方式的變革都不是簡單對已有評價模式的完全拋棄,而是一種繼承基礎上的揚棄。行政主導的評價可能導致評價脫離學術導向,但完全擺脫行政因素影響,則有可能使評價偏離政治導向和國家需求方向,以至于影響國家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資源供給。以成果是否發表在權威期刊、核心期刊、來源期刊,是否被高頻次引用,是否被轉載,是否出版于國家級出版社等為主要特征的定量評價,對克服行政主導評價的壟斷性和專家評價的主觀性弊端具有積極意義,使評價變得標準清晰而具可操作性。因為這些定量指標客觀,不易被人為故意操控,數據易于采集,而且都一定程度直接或間接反映了成果的內在質量和學術影響,因此,以發表“核心期刊”等定量指標為評價尺度成為學術界和管理部門趨之若鶩的做法,甚至呈現出“唯核心期刊”、“唯影響因子”之勢。但這些定量評價指標和方法并不能完全揭示和反映成果的創新度和質量。期刊影響因子反映的是期刊載文的平均影響力,影響因子是由少數高被引論文貢獻的。即使像自然科學領域的具有高影響因子的國際名刊《Nature》、《Science》等,刊載的多數論文引用情況并不樂觀,甚至為零。論著引用次數的高低也因成果是否是熱點、成果類型、學科類別、學科的大小而差異?;趨^域性、民族性的研究成果往往難以比“國家治理”、“創新驅動”等熱點關涉的成果的引用更占優勢。況且,引用次數可以反映質量但不等于質量。同行評議與定量方法相結合是一種既能發揮同行專家有效直接把握成果創新點和貢獻度的優勢,又能發揮定量方法數據客觀的優點的評價方法,漸已成為當前比較主流的評價訴求[2].但在評價實踐中,仍出現了種種評價失當的現象。如同行專家有大小同行之分,成果有專業性和交叉性成果之分,交叉性同行專家遴選方式,專家評價的社會、心理、情境因素對評價的干擾都會對專家評價的效力產生消極影響。定量方法也往往會在定量指標的選擇、指標數據的采集、指標的權重、指標的合成以及與專家評價結合的具體方式上產生爭議,使兩者的結合也往往流于形式。過分追逐成果數量的弊端倒逼國內部分院校在職稱、項目以及人才評價中試行代表作評價制度。這本是一次以同行專家評價為核心,鼓勵學者潛心研究、不為成果數量所累,追求精品的評價改革之舉,但此評價方式的推廣卻困難重重。一方面,同行專家本身固有局限性,再者,學科頂尖專家人數的有限性,如果全國高校都實行代表作制,則這些專家將不堪重負。此外,代表作制極可能導致過早地將學者的研究視野禁錮在某一狹窄領域,使其失去拓展學術方向的機會[3].面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日益增長的研究需求,代表作制的廣泛實施恐怕也必然與之相悖。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是科學理性和價值理性的綜合體,具有區別于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領域成果的精神特質。由此導致了對其成果的評價也變得極為復雜和困難,人們總能找到評價中那些難以令人信服的矛盾,如同行專家的專業水準和道德水準可信嗎? 定量方法就一定客觀嗎? 對核心期刊愛恨交加而無法割離,代表作評價就是解決評價問題的靈丹妙藥嗎? 等等。這些矛盾的提出也不斷地拷問和挑戰著科研評價的研究者、管理者和同行專家的智慧。成果的評價必須要基于成果的內在屬性而展開,堅持主觀性與客觀性相統一、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相統一、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等原則對評價進行方法設計和制度創新。

二、成果評價矛盾調適的四個維度

解決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中的諸多矛盾,延續慣性思維不可取,消極回避或知難而退也不是破題之道。我們認為,化解矛盾并不在于提供一把標準的尺子去度量所有的問題,而在于厘清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及其成果的內在屬性,使評價工作建立在評價研究的理論基礎之上,形成基本的評價規范,并做到有的放矢。具體可從成果評價的“是”、“勢”、“式”、“釋”等四維度入手,來尋求化解評價中的諸多矛盾的突破口,并將其產生的正面效應放大到評價過程的始終。

( 一) “是”是評價的核心和前提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是依據科學方法對人文社會科學現象和規律的揭示和總結。對成果的評價就是對其研究真理性的甄別過程。這就要求在評價中堅持實事求是的學術品行。不唯書、不唯上,一切以求真求實為評價的準繩。這就要求評價者厲行評價的“普遍主義原則”,不為各種人情關系所困,堅持真理,秉持學術為公之理念。評價者應力求中立立場,盡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評價本身難以脫離價值負荷。也只有評價者本身堅持評價規范,不弄虛作假,才能錘煉出具有發現評價對象是否有偽造數據、抄襲剽竊、對成果過度包裝、華而不實識別能力的火眼金睛。大數據時代,借助學術查重和防范學術不端軟件,可從形式上發現學術不端的蛛絲馬跡。但形式的過關,不能蒙蔽評價者對成果真實性和創新性的把握。實事求是是對評價者的基本要求,無論是作為評價主體的同行專家,還是目前力推的獨立的第三方評價,都應在自身學術道德素養建設和制度設計上做到利益無涉。

( 二) “勢”是一種評價情境和趨勢

對評價者來說,“勢”就是要把握評價的原則和導向。從評價中過分追求成果數量,轉移到強調質量和創新的評價軌道上來; 從注重選題的個人興趣,轉移到滿足國家現實重大需求結合個人興趣上來; 從成果過度重視國外思想的引介,轉移到樹立學術自信進而實現走出去上來; 從強調個體學術旨趣,轉移到學術團隊建設的績效上來,等等?!皠荨本褪橇Υ賹W術界形成一股學術合力,通過打造優良學術評價生態,為形成和諧共進的學術研究生態創造條件。當前,評價領域仍然存在評價機構主導期刊評價、成果評價的趨勢,而這類評價具有評價周期短、過分定量化、榜單化的特點,給科研人員和期刊界帶來極大壓力。如果評價的結果再與科研人員和期刊的生存及利益緊密關聯的話,則在這樣一種“壓迫式”場域中,人們很難達到志存高遠、心無旁騖、甘坐板凳十年冷的學術情懷。在西方學界廣泛使用的同行評議制度,在具有重人情、重人際關系的我國社會,有時也會陷入評價實效的尷尬境地。這種場域是一種不利于學術發展和學術評價的勢。營造和諧健康的評價勢,不單單靠評價方創新評價理念和評價模式,更需要整個學術界乃至全社會的不懈努力。

( 三) “式”是實現評價目的的手段

學術評價的制度設計和評價結果能否取信于人,能否達到評價目的,是否具有可操作性,關鍵在評價的方法設計上,這就集中到一個“式”的問題?!笆健蹦朔妒?、方式、形式、方法之意。它是評價主體見之于評價客體的中介和橋梁,是體味評價客體與已有知識和理論相比體現其創新性的途徑。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作為評價主體的同行專家,應堅守評價的基本規范。當前的評價呈現出剛性十足,而彈性不足的特色。剛性即是看不到成果的發展性和創新的有限性,用一把尺子去度量所有同類型的成果,如成果沒有發表在核心期刊和來源期刊就不予認定。過分強調成果的發表而輕視為政府決策服務的智庫成果,有課題資助的成果優于無課題資助的成果,權威出版社出版的成果優于普通出版社出版的成果,教授的成果優于講師的成果,博士的成果優于碩士的成果等等,可以說都是評價中剛性十足的破壞性做法。

作為評價主體的同行專家的選擇也呈現剛性特點。無論是論文審稿、抑或是成果評獎,評價對象和評價目的變了,但專家還是這些專家。盡管有些專家長期脫離科研一線,但由于其高職稱或高聲望之故而難以做到動態調整,進而影響評價效果。另外,基于人文社會科學成果不同的評價需要,應選擇適合的評價方法和程序。如期刊審稿時,可采用同行評議中的單盲制或者雙盲制形式,社科成果評獎時可綜合借鑒科學計量學的引文及相關計量指標數據,來對同行專家評價的結果進行佐證和校驗,學術團隊的成果評價應主要采用科學計量方法輔以同行專家評價,對職稱評審時的代表性論著評價可采用同行專家評價為主科學計量指標為輔的評價,并做好相關權重的分配。

尤其是要注意處理好單一指標評價和綜合性評價、結果評價與過程評價、外部第三方評價和學術共同體評價、封閉性同行評價與開放性同行評價[4]、同類成果與不同類成果評價之間的關系問題??傊?,評價方法既要體現出剛性,又要有規范內的一定程度的彈性,這取決于評價的目的。

( 四) “釋”體現了評價的個性和可解釋性

對人文社會科學成果的評價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成果的價值往往會由于評價主體的差異而難以形成共識。這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本身的特點有關,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同一現象和問題的研究,往往會形成不同的認識,得出不同的結論,而并不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關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及其內在屬性決定了其研究成果必然表現出鮮明的個性,尤其在人文學科領域。

一千個學者對一部《紅樓夢》會有一千種不同的解讀,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更會令西方學者做出迥異于我國學者的分析。這與自然科學截然不同,自然現象和規律是可重復的,具有唯一性。而同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則呈現基于不同價值判斷的多樣性?!搬尅币仓苯芋w現在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中一定程度的“個性”上。就是要求在評價方法的設計、評價主體的選擇上,做到實事求是,有的放矢。如文獻計量指標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均可一定程度刻畫成果載體的學術影響力,但卻未必適合文史哲以及藝術等人文學科。

國際著名人文與藝術學科引文索引( A&HCI) 也因此沒有給出類似于社會科學的期刊引證報告( JCR) 即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尊重評價的個性并不等于否定評價的共性特征。也正是建立在同行專家彼此獨立評價基礎上的互動協商才實現了具有主體間性意義的一致性和收斂性評價。在相對逼近自然科學研究特點的社會科學領域,即使人們使用的數據是相同的,模型是相似的,但是對結果的解釋卻可能大相徑庭。這恰恰體現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及其評價具有“釋”之屬性,即可解釋性。例如,同樣對“城市化”問題,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公共管理學等學科都會有不同的研究視角,即使在同一一級學科或者二級學科內部,不同的研究方向對此都有不同的研究結論和評價視角,進而會得出不同甚至迥異的評價結論。在當代,人文社會科學面臨的課題越來越具有綜合性和交叉性特征,不僅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而且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各學科的理論和方法也不斷向其滲透,因此,這類成果的評價不可或缺來自不同學科專家的參與和解釋。以往相對封閉的由少數單學科專家主導的評價,已難以適應這一現實需求。單學科專家能做到在某一研究方向某一問題創新性研究的洞察和判斷,卻由于個體知識更新速度、知識積累、知識結構的欠缺,導致無法從整體上跨學科視野對成果水平做出恰當評價。當前國外在期刊論文審稿中流行的開放式同行評議、大眾評議都一定程度體現了適應“釋”這一特點的創新之舉,是一種更大規模群決策的體現。借鑒評價的解釋性,可充分發揮廣大學者參與學術評價的積極性,聚焦群體智慧,使評價結果更加真實可信。當前強大的互聯網技術已初步使其成為可能。

上述評價的四個維度既彼此獨立,又相互關聯。其內涵基本涵蓋了成果評價的諸方面。這四個維度既是創新評價體系的重點,是破解評價工作矛盾的切入點。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能否完成評價目的和滿足評價需求,關鍵在于能否有效地將上述四個維度有機融入到從評價的制度設計到實踐操作的整個評價體系中來。制度設計者既要了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特點,又要把握成果評價的復雜性。學術研究日新月異,學術評價也必須因應而進。學術評價只有不斷創新思路、創新體系,才能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保駕護航,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傳承文明、創造新知、資政建言、育人樹人等社會功能。

三、構建科學合理的評價治理體系

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也不例外。評價中諸多矛盾的解決過程也就是評價工作不斷推進和完善的過程。抓住評價的主要矛盾是問題解決的關鍵。

上文所述的四個維度恰恰是改進評價工作的著力點。人文社會科學成果評價是一個涉及多因素的復雜系統,該系統的良性運行必須建立在一個科學合理高效的評價治理體系保障基礎之上。首先要明確治理的主體是誰。顯然,現代科學建制化的結果要求學術共同體的同行專家理應成為治理的核心主體。盡管囿于同行專家自身知識的局限性和道德可信性一定成削弱了同行評價結果的可信度,但必須承認,我們至今還找不不到一種可替代的更好的人群能勝任如此復雜的評價工作。人文社會科學問題來源、投入主體、成果去向日益廣泛化,導致了治理主體應該多元化,不僅包括領域同行專家,還應包括第三方評價機構、學術期刊編輯、出版編輯、普通科研人員、學術管理部門,乃至作為知識的最終受眾---大眾。這些主體追求的目標應具有一致性,即是最大限度促進學術的發展,提高成果服務國家決策和啟迪大眾心智的作用。評價治理體系的客體即是評價的對象及其面對的矛盾。治理主體間性體現了評價系統中多元治理主體協商參與治理的特點。治理主體針對不同評價需求和目的,明確自身的地位,對矛盾沖突做到合理調適,實現評價利益的最大化。對于一項具體的成果評價工作來說,除了需要建立責權分明的具有層層代理關系的評價治理主體之外,為了避免主體出現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還應建立利益無涉的監督機構,并形成通暢的信息公開、結果反饋、異議申述和問責機制。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性要求我們應該用歷史眼光,而不是急功近利的態度對待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5].任何評價方法的運用和評價體系的設定,都是一個對研究成果價值性和創新性的相對評價過程。只要我們堅持創新和質量導向,不斷改進評價方法、模式和體系,就能不斷提供評價工作效能,使評價工作更好地服務于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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