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齡化是指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10%以上,或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 7%以上,按照國際通行的這一標準,我國早在 2000 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老齡化有加速發展的趨勢.從老齡化的這一國際標準來看,人口老齡化反映的主要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老化,與老年人口成正比,與總人口成反比.因此,人口老齡化歸根結底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出生率,二是死亡率,其中死亡率居主導地位.在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工業社會以前的漫長人類歷史進程中,人均預期壽命極低,60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極少,人口老齡化現象無從發生.只有當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才可能達到老齡化的水平.此外,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對于老齡化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這就是:
當死亡率穩定在較低水平時,人類的生育壓力和生育意愿才會降低,生育觀念和生育文化才會轉變,出生率才會下降并長期穩定在較低水平,從而形成人口老齡化進程持續發展的局面,否則任何強制措施或政策都無法改變人口高出生率的狀況.我國 20世紀 70 年代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所以能夠順利實施,是以新中國成立以后迅速下降的死亡率為基礎的.而影響我國人口死亡率下降,進而改變人們生育意愿和生育文化的決定性因素,不是計劃生育政策,而是建國以來我國經歷的兩次重大的社會變革.
一、第一次社會變革奠定了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基礎.
第一次社會變革,以新中國成立為標志.我國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從而結束了長達百年的戰亂,人民從此得以安居樂業.在這一變革過程中,經歷了土地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人民的基本生活有所保障,農村合作醫療普遍建立,衛生防疫體系不斷完善,烈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政局穩定、基本生活有所保障和醫療防疫體系的普遍建立與不斷完善,是第一次社會變革帶來的三大成果,是建國后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均預期壽命在短期內大幅度提高的根本原因,也是日后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基礎.
\\(一\\)第一次社會變革帶來我國人口發展的三大變化.
第一次社會變革是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給社會各個領域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人口領域也不例外.從社會變革與人口發展的因果關系來看,第一次社會變革至少帶來了我國人口發展的三大變化:第一大變化是死亡率在短期內大幅度下降.我國人口死亡率從 1949 年的 20‰下降到 1957 年的10. 80‰,僅用了 8 年時間;世界人口死亡率從 20‰下降到 10‰,花了 30 年時間,我國人口死亡率在 8年時間內完成了世界 30 年下降的歷程[1]140,其下降速度是驚人的.
第二大變化是人均預期壽命大幅度提高.由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在短短的 8年內,由1949 年的不到40 歲提高到1957 年的59. 7歲[1]140.第三大變化是人口出現 20 多年的高增長.在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同時,與高死亡率相適應的高出生率并沒有同步下降.從新中國成立的 1949年到 1971 年前的 20 多年間,除了“三年自然災害”導致人口出生率非正常下降外,出生率一直保持在30. 0‰以上的高位,1963 年甚至達到 43. 37‰的高水平[1]95.大陸人口由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不到 6億,增長到 1973 年的 8. 9 億,20 年增加近 3 億.
\\(二\\)第一次社會變革對我國人口老齡化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一次社會變革在人口領域帶來的三大變化,是日后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其決定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隨著人口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和平均預期壽命的大幅度提高,60 歲或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絕對數不斷增加,這是人口老齡化的前提條件;這一條件一旦缺失,老齡化便無從談起.
第二,持續 20 余年的高出生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為 60 年后人口加速老齡化奠定了堅實基礎.從1953 年到 1973 年期間出生的 4 億多人口,將在2013 年以后相繼進行老年人口行列.在今年之后的 20 年將是老齡化加速增長的重要時期,也是“未富先老”面臨嚴峻挑戰的關鍵時期.
第三,第一次社會變革推動了人口再生產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類型轉變,這一轉變在客觀上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過程.盡管 50 年代中期馬寅初等人口學家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長的正確主張,想直接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進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人口再生產類型,但由于主客觀條件的不成熟,這一美好愿望最終并未實現.人口高速增長給社會生活各方面帶來了巨大壓力,控制人口增長的正確主張終于在經過將近 20 年的等待之后成為計劃生育政策的輿論先導.計劃生育沒有改變當前老年人口的數量,卻在短時期內顯著改變了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使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
二、第二次社會變革創造了人口老齡化的實現條件.
人口老齡化由可能變成現實,其實現條件就是在總人口中的比例,60 歲及以上人口達到 10% 以上,或 65 歲及以上人口達到 7% 以上.這一條件,隨著第二次社會變革偉大實踐的不斷深入,在跨入21 世紀的那一刻成為現實.
第二次社會變革是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開始的改革開放.這場改革從經濟體制開始,逐步推進,最終覆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政治、文化等上層建筑.改革開放在經濟上進一步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改善,繼 1990 年基本解決溫飽問題之后,2000 年城鄉居民生活水平又邁上一個新的臺階,初步達到小康水平.國民經濟每年以 9% 以上的速度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自 2001 年邁上 1000 美元臺階之后,2011 年達到 5600 美元,10 年間連續突破 2000美元、3000 美元、4000 美元和 5000 美元大關.經濟的發展進一步夯實了人口發展的物質基礎.這次社會變革對我國人口發展的影響持久而深遠.
\\(一\\)第二次社會變革鞏固和強化了第一次社會變革時期取得的人口發展的已有成果
死亡率快速下降和人均預期壽命快速提高,是第一次社會變革時期我國人口發展的兩大成果.改革開放以來,這兩大成果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強化:
第一,死亡率由短期內快速下降之后出現反復和波動轉化為持續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新中國成立以來,人口死亡率變化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1949 - 1957 年死亡率快速下降階段; 二是 1958 -1965 年死亡率反復階段,這一階段經歷了“大躍進”、“三年自然災害”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特別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死亡率出現較大的反彈,說明當時我國的抗災能力和物質基礎是脆弱的;三是1966 - 1981 年死亡率穩定下降階段;四是 1982 年以后邁入低死亡率階段,年死亡率穩定在 6. 5‰左右[1].從這四個階段反映出來的死亡率的變化規律不難看出,第一階段初期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充分反映了新社會制度對人們生存環境的根本改變,是其優越性的集中體現.這一成果能否繼續發展,不再完全取決于該制度本身,而是取決于新制度建立以后的社會經濟基礎能否鞏固和不斷發展.由于計劃體制和政治運動導致的重大失誤,1957 年以后的20 年社會經濟發展緩慢,死亡率出現波動與反復在所難免.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進入新的發展時期,死亡率穩步下降,最終進入低死亡率時期.
第二、人均預期壽命由短期內大幅度提高之后同樣出現反復與波動轉變為持續穩定提高的態勢.與人口死亡率的變化趨勢相一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在經歷了 50 年代快速提高之后,也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的反復,1963 年回升到 61. 7 歲,1980 年提高到 64. 9 歲.此后的 30 年,我國人均預期壽命持續穩定提高,1990 年為68. 55 歲、2000 年為71. 40歲、2010 年為 74. 83 歲,進入世界 “長壽國家”行列.我國人均預期壽命從 1949 年不足 40 歲提高到1957 年的 59. 7 歲,只花了 8 年時間,這是第一次社會變革的偉大功績.但是,在隨后的歷史進程中,第一次社會變革釋放出來的活力受到計劃體制的嚴重束縛,表現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諸領域發展的緩慢,人民的溫飽問題還未完全解決.所以在 1957年之后的 20 余年間,人均預期壽命提高緩慢,中間還有反復.進入 80 年代以后,隨著第二次社會變革帶來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與發展,人均預期壽命出現持續穩定提高的新局面,迅速步入世界“長壽國家”的行列.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的進一步擴大和保障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民生工程的進一步實施,我國人均預期壽命持續穩定提高的態勢不會改變,人口老齡化和高齡化在未來20 年將呈現加速發展趨勢.
\\(二\\)第二次社會變革孕育和推動了新型生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
首先,死亡率持續下降并維持在一個低水平,有效減輕了人們的生育壓力,為“少生、優生”奠定了基礎,也為“提倡一對夫婦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政策創造了前提條件;其次,在第二次社會變革的偉大進程中,大批農村勞動力人口涌向城市,不斷受到現代化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的熏陶,在經歷一段由不適應到適應、由難以融入到可以融入城市化生活之后,農民工在工作環境、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等方方面面不斷市民化、現代化.這些變化在培育“少生、晚生、優生”的新型生育文化和實現生育觀念的轉變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型生育文化的產生和生育觀念的轉變有效地配合了計劃生育工作的展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初期的 20 世紀 70 年代出現人口出生率和婦女總和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政策效果是明顯的,但阻力較大.
進入 20 世紀 80 年代出現生育率的反彈,與第二次社會變革初期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和生育觀念還未發生較大變化的現實相吻合.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嬰幼兒死亡率和婦女總和生育率呈現持續穩定下降的局面,與第二次社會變革帶來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和生育觀念的改變密不可分的.從這個角度來看,第二次社會變革在客觀上推動了計劃生育國策的落實.這是我國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第二次社會變革進一步推動了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
第一次社會變革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轉變,這一轉變導致我國人口出現 20 余年的人口高增長.不少人認為,這一結果是我國人口政策失誤造成的,有的甚至歸咎于毛澤東的“人多力量大”的思想.這種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其實在轉變之初,黨和政府\\(包括毛澤東同志\\)是贊同以馬寅初為代表的人口學家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長的正確主張的,毛澤東同志還就如何實施計劃生育提出了許多具體設想,如設立生育委員會、有步驟推進計劃生育,“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2].但受到當時主客觀條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一是社會物質基礎薄弱,抵御自然災害和疾病的能力差,死亡率雖然快速下降,但不穩定;二是實施計劃生育的經費和技術條件不足,無力在廣大農村普遍推廣;三是傳統生育觀念根深蒂固,難以在短時間內轉變;四是國民文化素質低,接受新觀念難度大.進入 20 世紀 70 年代以后,這些條件逐步成熟,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教育、科技、文化和衛生事業全面進步,為控制人口增長、轉變生育觀念、穩定低生育水平創造了條件.1992 年我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下降到 2. 0,第一次低于更替水平.此后進一步下降,穩定在1. 7 左右,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我國人口規模開始從實質性增長階段轉變為慣性增長階段.與發達國家自然平穩的轉變過程不同,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是在短時間內完成的,慣性增長階段將長達數十年,這一特點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影響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進程.
參考文獻:
[1]路遇,翟振武. 新中國人口六十年[M]. 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9.
[2]彭珮云. 中國計劃生育全書[M]. 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