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車時代著名的愛情戲，當推《包法利夫人》中愛瑪與萊昂在出租馬車內的鬼混。萊昂強行把還在忸怩作態的愛瑪推進馬車，呵斥車夫快走，稍有停怠，車內就傳出不耐煩的聲音：“怎么不走呀！”于是人們看見一匹老馬發情似的到處跑。這一場景據研究者分析，風格類似于一組電影鏡頭，這在福樓拜時代，算是很了不起的創新了。至于馬車內發生了什么，似乎不費什么勁就能猜著。馬車車窗色澤柔和的布簾子，從小窗簾后伸出的手，車輪碾在碎石路面的轆轆聲。聽上去很是羅曼蒂克，直到今天，或許也還是我們對那個時代最浪漫的想象。
安娜·卡列尼娜與渥倫斯基在火車站相遇。兩人打了個照面，渥倫斯基非常紳士地給安娜讓路，但在擦肩而過時忍不住回頭，恰巧安娜也在回望他。在這瞬間的眼神交流中，故事在發生?；疖噹淼牟恢故浅鲂行实奶岣?，還有人際關系的改變。如果沒有火車，安娜與渥倫斯基的邂逅，或許只能安排在聚會?；疖囌痉糯罅讼嘤龅呐既恍?，關鍵的，安娜悲劇的道德訓誡，其輻射范圍可通過火車站擴展到不同階層。如果說馬車里的愛情畢竟還是浪漫私密的，火車上的愛情則是對抗性質的，因為火車本身是個縮微版的社會。
汽車的出現，也逐漸影響到人們談情說愛的方式，以至彼得·沃森在《20世紀思想史》中專門為汽車留出一個角落，他寫道：汽車內，人只能坐著或躺著，而不是走來走去，一會兒看看咖啡煮好沒，一會兒站在窗前看風景。敞亮的空間會分散人的注意力，而逼仄車內，只能聊天，且眼神一不小心就會碰上，危險系數也實在是大?？臻g上的親近也使人產生心理上的親密感，聊著聊著或許就覺得可以托付終生了。所以美國作家約翰·斯坦貝克會說：“美國大部分孩子是在福特轎車里懷上的?！?br>曾經以火車站附近的旅館為家、迷戀能將薩特送到自己身邊來的火車的波伏娃，在她與尼爾森·艾格林的“國際性艷遇”中，又情不自禁地贊嘆飛機這個好東西。正是飛機把波伏娃帶到美國，認識了艾格林，也正是飛機，他們才可以隨心所欲，在任何時候、心血來潮時，都可以見到對方。某種程度上，飛機助長了“偶然愛情”發生的幾率。這究竟是安慰還是缺憾？且看阿蘭·德波頓為我們分解的飛機時代的所謂緣分。
《愛情筆記》中，德波頓把概率引進“緣分”，計算“我”與某個叫珍妮的女孩相遇的可能性，答案不容樂觀，1／5840.82的可能性，而這僅僅還是在同一架飛機上相遇的概率。飛機，不過是茫茫人海的一個旮旯。德波頓寫道，“我們選擇的伴侶必定在相遇的人當中，如果給予不同的范圍，不同的航班，不同的時間或事件，那么我愛上的人可能不是珍妮”，任何一點小差錯，都可能導致1／5840.82的機會的喪失，正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但德波頓得出的一個結論并不是那句沉悶的“千里姻緣一線牽”，而是現代人常自我解嘲的：我們愛上的不是某個人，而是愛上了愛情?！澳硞€人”是變數，時間、地點、環境、甚至心情，都會影響結果。愛情本身才是常量，我們注定會愛上一個人，愛上誰則是巧合。從這點看，伴隨交通工具的發展，愛的是誰，也是與時俱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