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現狀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國的農村集體經濟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經濟體制，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基本的經濟組成部分就是村級集體經濟。農村基層社區為基礎建立起的集體經濟也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農村集體經濟。并且，過去形成的“集體所有、統一經營”的體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衍生出多種實現形式，當然這種實現形式是一種復合經營體制，基礎是以家庭分散經營與集體集中經營相結合。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不斷發展完善，部分農民尊重客觀規律，順應市場發展，打破區域壁壘，在自愿的基礎上聯合發展，成立了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為代表的多種形式的經濟組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1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實現富裕的現實保障
增強村民自治和集體公共事務能力和鄉村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集體經濟越壯大，農村集體統一掌握的資源就越豐富，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得就越好，集體經濟也隨之呈良性發展。要讓大家認識到，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并不是要否定家庭經營，更不是要走人民公社的老路，而是要倡導新型的股份制性質的集體經濟組織，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服務。
4.1.1 穩定完善的家庭承包責任制是制度保障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后，土地歸集體所有，改革開放后充滿生命力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獲得了長足發展。這主要表現在：合作范圍不斷加大，從某一項單一的生產環節的合作延伸到生產前、生產過程中和生產后的綜合性合作。合作深度不斷加深，尤其突出表現在生產后的深加工和銷售環節。合作區域不斷拓寬。出現了跨村，跨鄉、鎮，跨區縣的合作組織，突破了行政區劃范圍。
“農業合作化使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得以順利推進，這是來源于農民發展于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經濟的創新，是對農業合作化理論的深化發展?！盵22]
這是李淮成的觀點；鄭延澤與孟彩云（2010）也有著相似的觀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并沒有離開合作化道路，高化民（2008）這樣認為；張彬（2000）則認為農業合作化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中國在農村社會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作出的正確選擇，是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必然趨勢。[23]
因此可以看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完全出自農民的意愿，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因地制宜，多種多樣，發展空間巨大、發展前景廣闊，充分證明了當前時期中國農村對合作和適度規模經驗的強烈需要。
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得雙層經營體制中“分”的層次的作用發揮的淋漓。它釋放了其生產積極性，恢復了農民的生產主體地位。這樣一來，農民人均收入增長了 85.5%,全國糧食產量在 1984 年也較 1978 年增長了 33.6%.據林毅夫的推算，1978 年至 1984 年在我國農村種植業產值增長之后，其中增長率的 46.89%是由家庭承包責任制的績效所貢獻。人們在農業產出和收入快速增長的情況下極力推崇“分”,似乎忽略了“統”的存在。在這一時期，統分關系的失衡使得作為統一經營層代表的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發展的并不快，探索創新的也少之又少。許多農村地區的集體經濟主要圍繞開辦經營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或者圍繞尚未承包出去的“四荒”資源進行租賃、承包。而這一形式的出現與發展，主要是由集體所有的土地歸農民個體承包經營所致。農村所剩的集體財產或資源就變得零碎而分散而且變得十分稀少。集體經濟組織缺乏經濟實力對其進行整合改造致使大多數村莊選擇了簡便易行的承包、租賃制形式來獲取集體經濟收益。承包制和租賃制形式以合同方式規定雙方的責權利，在集體所有的基礎上，通過對集體財產進行發包或者出租來獲取承包費或租金作為集體收入。承包租賃的物質主要包括集體所有的荒山、荒溝、灘涂、水庫等?！安粩嗤晟埔约彝ヂ摦a承包為主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已經刻不容緩?！盵24]
4.1.2 保護農民權益的土地確權增添改革動力
2014 年，《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的下發代表著土地確權工作的全面啟動。所謂土地確權就是對土地所有權等其他延伸權利的確認，是對某一范圍內的土地的所有權或其他項權利按照法律法規進行確定。
在程序上，《土地管理法》規定要經過土地登記申請、地籍調查等多項嚴格程序方能得到最后的確認。要想順利實現農地“三權分離”,農村土地確權登記是基礎。土地確權不僅有利于保護農民權益，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還能夠促進農業規模經營，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農村土地改革顯示出對農地確權賦能的力量，為“三農”發展增添了新動力。
4.2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
近年來，由于國家政策的支持，工業反哺農業，推進農村城鎮化發展等使得農村經濟得到一定發展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代了原有的集體生產，實現了“包產到戶”.這使得農村的生產力得到了極大地解放，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不斷提高，生產效率也大大提升，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例如，我國上海成功造就了“億元村”,江蘇成功造就了“全國第一村-華西村”.同時國家財政的支持大力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近年來支農資金不斷增加，從 ,2004 年對農業投入資金 2626億元 2005 年達 2975 億元 ,2006 年預算支農資金 3320 億元，到 2014 年達到 5403億元。此外，政府制定了多項對農業農村農民有利的政策，加大農業領域投入、保障財力到位，農村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提高，糧食產量連續多年增長，為我國農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提供保障。據國家統計部門相關數據顯示，近十年來我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持續穩步提升，年平均增幅超過 6%.再者，由于國家工業發展，綜合實力增強，對農業發展也起到了相當的促進作用。由于綜合國力明顯增強，經濟快速增長，我國工業化的發展也隨之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到 2011 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了 24.8%,突破了 10 萬億元，我國國內生產總值也達 47 萬億元，同比增長 9.2%.農業支持工業，工業反哺農業的基本策略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形勢下已具備實施條件。例如，上世紀 70 年代，韓國工業與農業發展失衡，工業得到了迅猛發展的同時農業發展卻仍停滯不前甚至出現了略微的倒退?！靶麓暹\動”就在這樣一種情況下被當時的韓國總統樸正熙提出并發起了。經過 40 多年持續不斷的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增加農民福利和改善農業發展大環境終于使農民走向了富裕，擺脫了貧困。
我國現階段工農關系緊張。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策略被提上日程，我們要用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來調整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系，逐步推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來實現農村經濟的發展。而實現這一目的的有效途徑就是新農村的建設，它也是構建發展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走上共同富裕的關鍵所在。
4.3 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
4.3.1 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觀念弱化，輿論氛圍不濃
觀念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對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造成了阻礙。人們消極對待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態度和做法就是由于缺乏科學而系統的認識。正是在這種內部動力缺乏又少有外部支持的“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村級集體經濟發展陷入困境。部分地區的領導干部特別是部分貧困地區的領導干部不能正確認識如何發展集體經濟。一些基層干部認為有無集體經濟無關緊要，他們認為只有經濟發展了，農民富裕了就是硬道理，他們將搞市場經濟定義為發財致富。在市場經濟體制日漸發展完善的新時期，對村級集體經濟的重視程度反而有所弱化。此外，由于缺乏對農村集體經濟的科學認知，我國現行的農村集體經濟制度甚至被誤解為過去特定時期的“吃大鍋飯、平均分配”的集體經濟，他們認為這樣一種經濟體制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的。他們甚至還認為集體經濟就是實行農業合作化時期的集體統一分配、統一經營的模式。但事實上，多種實現形式的農村集體經濟才有生命力，平均主義絕對不是農村集體經濟。新時期，農村集體經濟已將股份制、合作制引入其中，其經營方式也不斷在實踐中得到創新。此外，社會上還有人認為農村集體經濟在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根本不適合實施。但事實情況恰好相反，在我國現階段農村生產力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下的情況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有著其獨特的適應性和生命力，是激發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最合適的形式。
4.3.2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體系不夠健全
內在的制度約束因素已經成為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集體經濟內部管理體系過于復雜，這不僅增加了管理費用的支出，還增加了運營成本。監督本是為了更好的激勵勞動，但現實生產中監督成本過高反而制約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
新時期下市場經濟的核心就是產權制度，缺乏先進的產權制度后果嚴重，不僅會增加其運營成本，甚至直接會阻礙生產經營。我國傳統集體經濟自身產權制度不夠完善，其本質是財產的合并。它是自高級社成立之后一直沿用的社區集體經濟，農民從屬于集體經濟組織，但這種從屬關系依托于農民自身對土地的依附，而并非是利益組合。正是在這樣一種不明朗的關系下，產生了許多如政企不分等弊端。農民作為產權主體沒有行使相匹配的綜合權利。農業生產更多的被行政權力所支配，再生產能力被嚴重弱化。農民群眾利益與集體經濟組織被分割開來。
在實踐中，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不斷承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相應職能，這是由于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足和不斷衰弱造成的。至此，村黨支部、村委會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三位一體”也形成了。由于在人員上三者的職能交叉，導致其內部普遍政經不分。 當初構建農村集體經濟的一個初衷就是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內需要承擔社會性目標，但對內的社會職能與對外的經濟職能不應該沖突，而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只有作為真正的市場競爭主體，才能使集體經濟有更多的經濟實力履行其對內的社會職能，使其在實現對外經濟職能的過程中實現利潤的最大化。但是由于村黨支部、村委會的“三位一體”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非獨立性，嚴重影響和制約了集體經濟的市場化運作及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使其在發揮對外經濟職能時經常受到行政手段的干預。而且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存在效率損失時，只有其對外表現出利潤最大化行為，才能使得它在一定時期取得較大擴展，市場競爭型企業機制的構筑和在市場結構中取得的效率優勢足以抵消內部效率的損失。在集體經濟產權模糊而內在民主監督又缺失的條件下，政經合一的管理方式，增強了村干部道德風險出現的可能性。而村干部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代理人，往往也有他自身的利益訴求。
4.3.3 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可持續性差
國家與農民之間的中介與溝通需要依靠農村集體經濟，其地位和作用都很特殊，上需要承擔本應由國家承擔的促進農村發展的諸多責任，下要肩負著帶領農民安居樂業的重任，但是對于那些入不敷出、負有外債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離開一定的物質基礎要想發展更是難上加難、舉步維艱，更別提實現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我國大部分地區農村集體經濟整體發展水平還比較低下，在物質條件匱乏的山區農村集體經濟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鄉干部隊伍龐大，村級集體領導層欠缺投資經驗，再加上行政村用于人事管理的開支過多，管理不規范，資產利用不合理，造成了不必要的開支與浪費。二是我國現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物質儲備較差，統一與分離這兩個層次的關系不能被多數基層村組織認識處理好，許多基礎設施和集體資產也被一分而光，導致物質基礎缺乏，發展難以為繼。三是債務危機在農村村級集體經濟中蔓延。針對全國30 個省份的 223 個樣本村進行調查發現，樣本村均負債余額 23.1 萬元，樣本村年末村集體負債余額合計達到 5142.73 萬元。遼寧省某縣 259 個行政村中，2005 年村級負債 28.8 萬元，村級負債總計 7471 萬元。山東省某市所轄的行政村，平均每個村負債 55 萬元。從以上三個方面可以看出，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目前正面臨著投資比例與回報比例不匹配、資金不到位與債務危機并存等問題，極大的限制了農村集體經濟的長遠發展受。[25]
新時期農村整體持續發展，外部環境和內部環境的雙重變化出現影響農村集體經濟。日益減少的非農建設用地和一家一戶分散的農業土地利用制約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方式和實現形式迫切需要轉型。這樣一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就是土地資源。農村人力資源開發緩慢，尤其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領軍人物匱乏，因此在生產前后的各個環節就容易造成銜接不順暢。農村人力資源就成為影響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可持續增長的重要因素了。與此同時，農村集體資產流失和貶值嚴重。因此，《農村集體資產管理辦法》應盡快制定下發，細化深化管理規則和流程以及集體資產的占有問題。要在新時期的市場條件下，豐富形式，創新方式，依托租賃經營等多種方式使集體存量資產滾動發展。以此來促進農村集體經濟收入增長，盤活存量資產，實現其保值增值。
4.3.4 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不平衡
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整體上呈現兩極分化態勢，這是由于地理位置、資源差異以及歷史基礎等因素造成的。少數的沿海村、城中村等憑借良好的地理位置、資源優勢，大力發展工業、農產品加工業以及旅游業，三大產業之間形成了良性互動，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是在發展和推動農村集體經濟多種實現形式的過程中完成的。而大多數地處內陸或偏遠、區位優勢不明顯的村就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由于資源優勢不明顯又缺少可開發的項目，更重要的是集體經濟組織缺乏有效的經營管理，處于松散或半松散狀態，導致很多村的集體經濟收入常年只有幾千元或幾萬元，更糟糕的是有的甚至資不抵債，集體經濟“統”的功能完全沒有發揮其作用，農村集體經濟幾乎陷入停滯狀態。
從全國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好于中西部內陸地區，本地區內部城鎮周邊村強于偏遠地區村。一方面是較少數發展較快、較好的“強村”,另一方面是大多數發展緩慢、停滯的“弱村”.據有關調查顯示： 50%以上全國較富裕的村級集體經濟集中在東部地區，只有 10%集中在西部，并且較富裕的村級集體經濟個數僅占全國行政村總數的30%.這種嚴重的兩極分化態勢說明，在整體上，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足，缺乏有效的自我發展、自我維持的內在機制。
近年來，集體資產無形流失現象嚴重，分析其原因是因為集體資產管理不規范導所導致的，這已經嚴重影響了農村實現集體利益。這就說明廣大村民共同擁有集體資產是實現農民利益和農村繁榮的物質保障。目前，多數地區的農村集體資產處于管理缺失的現狀。例如荒山、淺灘等資源性資產多是處于閑置浪費的狀態，甚至部分已經成為個人所享。我國有部分資產采用承包經營的模式，在入股投資過程中有支出記錄卻無收益顯示，一旦經營出現問題，無法問責追責，最終損失嚴重。一方面，使得資源的使用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另一方面也給了生產能手一展身手的機會。但是由于農村現有的財務管理人員缺乏專業的培訓和教育，普遍業務素質較低，使得集體資產仍舊存在缺陷，特別是在財務管理方面還存在上交承包費不規范、程序不合法、手續不完整等現象。在這種背景下，農村集體財務普遍存在賬目不清、管理不透明、核算不規范等問題。
